材料一：儒家思想要生生不息，就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积极接受和吸收外部的文化因素，才能适应阶级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获得常新的生命。

——摘编自陈炎《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材料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中国古代的农学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学说所憧憬的“德治”、“仁政”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天体便有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了佐证“天人合一”的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契合的学科……儒家坚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的道德理想，所以古代的科技活动也就毫无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工具性，并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涵，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客观上也限制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郭洪纪《儒学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一

从先秦至两汉，中国本土哲学的本原追问，以“本末论”为基本方法，这种思维在 解决经验世界中事物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 从玄学到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 “体用”思想逐渐确立起来，这其中蕴含一种不同于传 统经验性思维的形而上学范式，可以说是一种思辨性思维。但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 在性(即“缘起”之“空”)而难以与世物、人伦相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

空间，以“北宋五子”为主要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与努力。

——摘编自张恒《从“本末”到“体用”：理学与传统哲学思维之变》

材料二

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 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 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结合曾经产生了某些有益的东西……这些， 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力量虽然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材料三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 是我们自信的底气……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

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

——引自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