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里，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辩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庭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儿，但他们放点儿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埋几张单，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供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又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啊！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选自2015年第9期《微型小说月报》）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一个孩子的网络成瘾

一位五岁男孩的母亲来我的咨询室，请教他儿子的“网瘾”问题。他儿子现在抱起iPad就不撒手，玩游戏、看动画片，还会无师自通地找到新的片源，玩到连饭也不想吃。如果不给他iPad，他就哇哇大哭，全家人一筹莫展。母亲想起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网瘾。

“据说网络和尼古丁、鸦片一样，可以让人的大脑神经分泌一种导致成瘾的物质，”母亲愁眉苦脸地说，“小孩子可能更容易受它的影响。”和很多家长一样，她在网上看到一些“科普”文章，会对号入座，也没法求证究竟是什么物质，产生的机理如何，只能照单全收。

“你怎么看出孩子受影响的？”我问她。

“他玩起iPad来，就跟着了魔一样，一整天都不放下！”

“一整天？从睁眼开始？”母亲迟疑了一下：“早上他要去幼儿园。主要是从幼儿园回来以后，吵吵着要，一坐一整晚，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们怕他伤到眼睛，让他休息一下也不听。有时候只能硬给他夺下来，他就哭，满地打滚，真的就像成瘾了一样。”

所以母亲其实知道那并不是真的成瘾。“不是玩一整天，白天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里是不玩的。”我确认了一遍。

“不睡觉！还有晚上不睡觉！”母亲想起来了。

我就不去确认是“不睡觉”还是“睡得比较晚”了，我问她：“他要iPad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当时家里有哪些人，都是怎么反应的？”“奶奶把他接回家，”母亲说，“我和他爸爸回去一般比较晚，回去的时候奶奶已经把iPad给他了，跟奶奶说过好多次，但奶奶也没办法。小孩子缠起来很麻烦的。奶奶说，要说你们自己跟他说，别让我当坏人。”

“当坏人？”“就是嫌我们平时也不管孩子吧。”

“所以你和爸爸管吗？你们回家看到他玩iPad，会说什么，做什么？”

母亲说：“管啊，每次都让他别玩了，问题是他不听。”

“不玩iPad的话，有什么别的可以玩吗？”

母亲摆了摆手：“他的玩具堆得像小山一样，小汽车、机器人、磁力片、乐高积木……这些玩具买回来玩几天就没兴趣了。出去骑滑板车自行车也可以啊，自行车也就骑了几次，我们这孩子就是三分钟热度……”

我想，让她再这么说下去，说不定“三分钟热度”又会成为这个孩子的新诊断。

我对她说：“三分钟热度可能是因为给孩子的选择太多了。我们来看一看，假设他的网瘾好了，不玩iPad的，这个时间你希望他做一点别的。只能选一个玩具，他最有可能玩哪个呢？”

“自行车吧，”母亲想了想，“他应该去外面多运动一下。”

“那很好，谁可以陪他去？”我问。没想到这个问题让母亲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

“我晚上回家还有工作，应该是奶奶带吧……”她皱起了眉头，“哎，也不知道怎么说，等我想一想。”说是要想一想，她脸上的表情却是“我觉得没戏”。我问她：“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吗？”她迟疑着摇了摇头，说也还好，就是跟奶奶的沟通不太顺，人家也很辛苦，晚上做饭洗碗，再请她带孩子出门运动，有点说不过去。

“其实最好是我自己带，但我又要加班。奶奶有时候会说我工作太忙，怎么不换个轻松点的。我也不听她的。现在也有点不好意思让她帮忙。”

“孩子爸爸呢？”“他就更不可能的，他工作强度大，回家就是玩手机，什么活都干不了。”母亲慢慢摇摇头，“可能还是拼乐高积木现实一点，不过每次他拼一小会儿就让你看着他，还要陪他一起，害得工作都做不了，也很烦人……或者让姥姥陪他？哎，想这些也没用，反正说了也不会听。”

“你的意思是，反正他有网络成瘾。”“是吧，”母亲忧心忡忡地说，“所以你有什么建议的办法吗？”

                               （文章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29期）

霞光灿烂的早晨

陈忠实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屋里静极了，耳边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也没有牛倒嚼时磨牙的声音。

    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猛乍想起，昨日后晌，队里已经把牲畜包养到户了。他昨晚睡在这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草料。

    窗外很黑，隐隐传来一声鸡啼。他又钻进被窝，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

    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揉成一团，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一同放到碗里，摇啊搅啊。队长端着碗，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队里给牲畜核了价，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而且是三年还清。这样的美事，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或一头牛哩！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要是能抓到那头母牛就好了。可惜，这牛到了杨三家里，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人家的小院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他嫉妒起杨三来了。

    杨恒老汉为公社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十九年来，他睡在塬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无数个日日夜夜，牛马嚼草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灌进鼻孔，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可惜！没有抓到一头！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在自个的责任田里劳作了。

    木格窗户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吭哧声，伴和着车轮的吱吱响。一听见别人干活，恒老八躺不住了。他拉开门栓，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让他打个寒颤。从村庄通到塬坡上来的小路上，有人躬着腰，推着独轮小车，前头有婆娘肩头挂着绳拽着。那是杨云山嘛！狗东西，杨庄第一号懒民，混工分专家，刚一包产到户，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勤人倒不显眼，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他想笑骂那小子几句，想想又没有开口。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么？回，赶紧回去。

    恒老八下了坡，刚到村口，老伴迎面走来：“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你倒好，睡到这时光！”

    “八叔——”玉琴跑着喊着，挡在当面，“我那头黄牛，不吃草咧，你去给看看——”

    不等老八开口，八婶转过身来：“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月了。他给你家去看牛病，谁给他记工分？”

    “你这人——”老八瞪起眼，盯着老伴。这样的话，居然能说得出口来，还说她贤明哩！

    “嗨呀！我说笑话嘛！”八婶勉强笑笑，算是圆了场，转身走了。

    牛只是夜里受了凉，没什么大碍。八老汉给牛扎了针，又叮嘱了几句。婆媳二人要留他吃饭，挽留不住，说着感恩戴德的话，送到门口。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马的小伤小病，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如今却受到这样的款待，真是叫八老汉感慨系之。

    老远就看见公社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还笑着说着什么。郑书记一大早到村里来，有啥事呢？

    “老杨，听说你舍不得那些牛马，还落了泪？”郑书记哈哈笑着，“是吗？”

    老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信哩！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有感情哩！”郑书记蹲下来，掏出烟袋。“分了牲畜后，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问题很普遍。我今日来，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讲讲牛马经。”

    “我说不了话……”老八着实慌了。

    “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郑书记说，“我还得找队长，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到公社来，我在广播站等你。讲一小时两块，按教授级付款！”

    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雾气已经散尽，冬日的阳光，温暖灿烂，街道里的柴禾堆，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红的或蓝的房瓦，光秃秃的树枝，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

    “跟你商量一件事。”恒老八对着扑出灶堂的火焰点着旱烟，给老伴说，“咱得买牛。庄稼人不养牛，抓摸啥呢？一年务育一头牛犊，两年就翻身了。现时处处包产到户，牛价月月涨。我没旁的本事，喂牛嘛，嗨嗨……”

    老伴端出一碗荷包蛋，放到老八面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嗔声媚气地说：“吃吧！吃得精神大了，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

    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技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合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孤儿

邓元琼

    我是天下最自由的孩子。

    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每家轮着去吃饭。谁敢对我不好，他家就遭报应，不是新衣服突然冒个洞，就是他家的菜莫名其妙地消失。我能不知不觉拿走任何一家的东西。我知道哪家桃最甜，哪家桔最酸，哪家鸭子下绿蛋……

    十岁那年的春天，队里来了一男一女。队长说，大家注意，这是当年的小地主陈友文，和他老婆从英国回来，曾在省城做大学教授。他们是特务，牛鬼蛇神。我问了所有的小孩，有的说，男的是牛神，女的是蛇神。有的说可能白天是人，晚上就是鬼和神。我也觉得他们有问题，首先皮肤比一般人白，走路的样子也不一般，特别是那女人，只有神仙和妖怪才会那么好看。

    晚上，我带上水枪，钻进了他们床底下，想着等他们变牛或变蛇时，就给他们喷水，看他们还变不变。他们用野菜拌稀粥后，就在那慢条斯理地咽，我等得不耐烦，就撕扯他们的毯子。饭后，他们举着昏暗的煤油灯，来到另一个屋里，我轻轻跟上。他们神神秘秘地下了地窖，我毛发就竖了起来：快变了！突然一阵颤抖，水枪也掉了，先听到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然后就静下来。我悄悄来到地窖口，我的妈呀，地窖里全是书！他们就坐在煤油灯下看着，那神情很专注。我突然激动起来，偷！不，是拿！半夜里我抱走了一摞书。看完后，我就悄悄还回去。当然，弄脏了些，没办法，又换另外的看。过了段时间，我还发现了儿童故事书，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和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我好喜欢。

    早上，看他们静静地去放牛，天黑时，静静地带着野菜回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想特务真笨。有一天，那个女特务晕倒在男特务的背上，我听一个妇女在说：“造孽啊，饭都没得吃，都快饿死了。”我就突然一阵心酸，眼泪涌了出来。那一刻，我很惊奇，自己居然会哭，好像从前从来没有流过泪。不能让他们饿死。我才想起，已经好久没偷过东西了。晚上去了一趟队长家的鸡窝，还真有两个蛋。换书时，偷偷地放到他们灶上。我常常到小河去，捉了鱼，悄悄放在他们盆子里，有时也顺便拿集体种的一些菜和嫩玉米红苕之类的给他们。

    秋天的时候，我的小床上，烂席换成了一床线毯，还有两套改小了的旧衣服。我的泪又出来了，我知道那线毯就是我撕过的那床。

    那个冬天好暖和。

    春节的时候，我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没有谁替我高兴。我把奖状名字抹去，悄悄地放他们桌上。也不知为什么要那么做。像往常一样我抱着书翻窗而去，却被两个人影堵在窗下：“孩子，不要跑了。”女特务声音很温柔，“走，到屋里去说话。”我发现桌上放着一碗回锅肉，还有三大碗蒸饭，口水就不停往下咽，男特务声音有些沙哑：“今晚我们专门请你吃饭，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平反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特务了。”回锅肉就堵在我的咽喉里，下不去，上不来，任眼泪往下淌。我多么希望他们永远在这里当特务。女人给我擦干眼泪，它又流下来了。女人也哭了，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孩子，我们——从来——没想——过，在——这里——救我们——命的是一个这么小的——孤——儿……”

    他们走的时候，送了我一地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