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宿

    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能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

    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再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

    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

    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先立德而后文艺

詹福瑞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德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自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从园林内涵上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它体现了造园之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造园艺术水平体现于当时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审美上。而中国古代造园主体往往又是文人这一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既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具有完善的审美能力，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到造园活动之中来，在历朝历代的私人园林营造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是皇家园林也从宋代开始在审美取向和思想上向文人化转变。传统园林设计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文人的绘画、书法、诗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是一个艺术融合的共同体，都是源自中国式乌托邦的理想。因此，中国文人在书画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和情感有助于人们领会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

一方面，中国山水绘画和传统园林自古以来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以园入画还是以画入园，这其中都承载着文人试图将自然景观带回现实居住环境中的理念。绘画中将三维的现实山水带入二维平面靠的是“虛”“实”关系的恰当经营。古代文人将这种“虛”“实”关系用之于园林，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制造出通往新空间的可能。例如，假山植物的设置似乎阻挡了下一个空间，但其透、漏的特质却又在暗示通往下一个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点线的集合，而是通过连续、曲折的线条关系表现汉字的线性之美。中国传统园林和西方几何式的园林有所区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这种曲折的线性美，园路曲折蜿蜒自然断续，沿途设立亭桥楼阁等景观节点以园路的流动指引观者浏览方向，将园林的欣赏带入书法的线条美当中。此外，中国古代诗文对园林样式的直接描写不胜枚举，但诗文传达的意境和文人的思想境界却比其作为园林的描绘手段更为重要，因为通过诗文传达的意境内涵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明晰，对于文人内心世界窥探也更为准确。古代文人深受儒、道、佛三家学说影响，他们往往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受隐逸思想的影响选择逃避现实。他们所建的园林既是平衡心中愤懑的避难所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处，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因厌恶官场倾轧，辞官后修建辋川别业，园中亭台楼榭山水溪流的设计思想均与其在《辋川别业》一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相同。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的体现。古代文人这种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方式历经千年传承，却在现代功利化的造园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卑微，人们更多的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历史物。今日对传统园林和文人审美的回溯并不是盲目拟古和否定现实，而是借古代文人的造园活动对今天的景观学和建筑学实践起到批判性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钱坤《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文人审美刍议》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①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而点不着，乃轻轻地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繚绕黯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②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③秋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妖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笼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摆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中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意味较和。倘是烧的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④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有兴味。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

    ⑤人生在世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宏，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艳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材料一：

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

别人可能觉得匠人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201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高一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2018年8月30日《人民政协报»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对于教育而言，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精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培养出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弘扬工匠信仰坚定、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弘扬工匠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平凡与崇高等人生课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典型引路、正向激励等多种措施，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着力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主流意识，真正让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价值追求，让劳动者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工匠的成长路径和事迹表明，一勤天下无难事，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就能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传播工匠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工匠进学校、工匠讲堂等活动，组织老师学生聆听工匠事迹，弘扬工匠精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工匠的事迹引导青年大学生勤勉为人、勤奋学习、勤恳工作。

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成名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广大教师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匠精神，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广大教师要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师德建设为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教师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人师表、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建立完善的师德激励机制，重师德激励，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摘编自20171月4日«工人日报»李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弘扬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