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

王芊霓

    “广场舞”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焦点。它流行的原因通常被解读为廉价和低门槛，或者是集体主义时代传统的回潮。伴随着这种解读，“广场舞”和广场舞者被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淹没，似乎整个社会以“噪音污染”和“空间占用”为主要战场，开始了对“广场舞”的讨伐。然而围绕着噪音和空间来讨论“广场舞”的问题显然是流于表面的。

    对广场舞者来说，跳舞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情趣，大大小小的舞队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中老年女性排遣孤独、沟通情感的团体。与“广场舞”赋予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大妈和引用广场舞的方式，也都说明了广场舞大妈蒙受污名之实。

    根据戈夫曼对“污名”的洞见，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蒙受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基于此，人们对“广场舞”或含蓄或明确的消极态度就容易被理解了。“广场舞”的污名，其实裹挟了社会期待，对它的主要参与者——中高龄女性行为的社会期望。

    “广场舞”无论是被“污名化”还是被“魅力化”，其实都是社会和文化动态建构的产物。以健身和舞蹈为例，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符号意义。例如瑜伽已经成为健康、积极、高端的代名词，甚至已成为专属于城市中上层的一种高雅的运动方式。换句话说，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练习瑜伽而成功地标榜一种品味。比如，在斯里兰卡，有一种叫作“Kandyan”的传统舞蹈，它的表演者因为与传统的密切关系而遭遇边缘化。舞蹈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这种传统舞蹈被它代表的“落后的过去”长期禁锢了，舞者们被认为与“现代”格格不入而陷入一种底层困境。

    有人通过对秧歌的研究认为，对秧歌的污名化和舞者多为老年人的身份有关，因为老年人参与舞蹈往往挑战了社会惯常对他们的期待。这些社会期待与老人的自我认同存在差异，社会惯常认为老年人应该是位于社会边缘的，与感官愉悦无关，与性感无关，是数日子度时光的。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这些中老年舞者体现的与社会期待冲突的自我追求，恰恰也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大部分广场舞爱好者经历过推崇“去性化”的时代，然而在她们身上这种“去性化”的时代烙印已并不多见，反而她们表现出的对柔美和性感的追求是在当今社会被扭转和重塑出来的。性感、柔美、苗条的女性出现在方方面面的商业宣传中，不停刺激着大妈也去追赶这种当下流行的女性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都有类似的追求。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于摩登舞，这与英国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招致污名。而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是否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社会的包容性？

距离

安晓斯

    接到儿子从那座大城市打来的电话，张叔和张婶就没睡好过。

    儿媳生了个大胖孙子，这在农家可是大事。

    说啥也得去看看我们那大胖孙子。张叔和张婶没事就唠叨这话题。

    儿子张晖真争气。大学毕业后，顺利在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听说那个城市很大，距离张叔和张婶有五百多公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儿子就报喜来了。说在那个城市找了个对象，叫楚雪，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条件很不错。

    张叔就说，那我和你妈去看看，替你把把关。张晖就说爸妈你们别来了，这么远的路，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张叔和张婶就一直等啊等，到底没等来。

    终于等来消息了。是儿子准备结婚的消息。张叔和张婶就告诉儿子准备去一趟。儿子说，爸妈你们别来了，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好了。还有，把咱家的旧房子拆了再盖一次，人家是城里的姑娘，回去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不是？

    从此，张叔和张婶比以往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张叔还一咬牙，卖了猪粜了粮食，就拆了旧房盖了新房，还更换了所有的家具。儿子电话来了，说结婚就不回去了，楚雪家把啥东西都准备好了，房子、车子也都买好了，不用咱家花钱。张叔不听，那咋行，咱必须得拿点钱。两天后儿子打来电话，楚雪家把在地下停车场买车位的事让给咱了，爸妈你们就寄五万元钱好了。后来，张叔和张婶才知道，他们花五万元购买的车位，实际上就是用白漆画的一个长方形框。

    儿子终于打来电话，说结婚日子定下了。楚雪家里人说，路太远，爸妈你们就别过来了。结过婚，我抽时间带楚雪回去一趟。

    张叔和张婶就在家里等。每天，老两口除了干农活儿，回到家就开始收拾房间，扫啊擦啊，虽然累点，可是心里很高兴。

    儿子终于又来电话了。火车票儿子都给买好了。张叔和张婶就按儿子说的，怎么到车站去取票，怎么坐车，怎么出站，在哪等，都一一记下了。坐在火车上，张叔和张婶兴奋得没法说，张婶就提醒张叔，别忘了那俩红包，听着火车上来回吆喝的卖饭声，他们只是喝一口从家里带来的凉开水。

    下了车，儿子已经在出站口等了。到了一家宾馆。张叔说，咱不住这里，我和你妈就在你那住一夜，看看孩子就走。儿子的双眼就湿湿的。

    饭后，张叔和张婶就和儿子一起去看孙子。进了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衣着讲究、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亲家，都来了。很亲热的声音。楚雪，快来，你爸妈来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张叔和张婶就知道一定是亲家母了。换了拖鞋，儿子就拉着张叔和张婶在一个紫光灯下照了一会。

    有了孩子，我们从外面回来都要照一会儿，杀菌效果很好的。还是那个女人亲热的声音。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张叔就拿出那两个红包来。张婶就说，楚雪啊，这是给你的，10001元，在咱农村老家叫万里挑一。这是给孩子的，8800元，咱老家叫宝贝蛋蛋。别嫌少，是爸妈的一点心意。

    闲聊了一会，张叔和张婶就提出想看看孩子。亲家母就说，好不容易哄睡了，脚步轻点儿，咱去看看。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罩着粉红色蚊帐的婴儿车。距离一米远时，张婶想上前抱抱孙子，亲家母就拉住张婶说，咱今天就不抱了呵，就看看。哄孩子睡着不容易。张叔和张婶就隔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蚊帐，在朦朦胧胧中看见了孙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第二天一大早，哭了一夜的张叔和张婶就来到了火车站。离开宾馆时，张叔没有告诉儿子。他把儿子交的押金留在了服务台，自己结算了房费。

    张叔对张婶说，看出来咱儿子有多难了吧。张婶流着泪点点头。哎，老头子，我眼神儿不好，你到底看清楚咱孙子没有？张叔没说话，大把的泪涌了出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

孩子，请你搬走

    孩子，今天你又装作若无其事地，暗示妈妈，说市中区的房价，又在飙升，如果再不行动，或许以后你和女友，连一间栖身的小屋都没有。

    我淡淡地看你一眼，终于没有像你希望的那样，说出“妈妈给你们买”的话来。而你，也在这样尴尬的沉默里，即刻气嘟嘟地放下碗筷，摔门出去。我从窗户里看着你远去的背影，瘦削，懒散，有些玩世不恭和任性，你还是赖在父母怀里，始终不肯独立。

    可是，亲爱的孩子，你已经25岁，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需要呵护的女友，日益老去的父母，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你成熟，承担一个成人该担负的责任？

    从很小的时候，你就习惯有事来找妈妈。5岁的时候，你要妈妈帮你整理扔得到处都是的玩具；10岁的时候，看见同学脚上气派的皮鞋，就哭闹着让我也去买来给你；15岁的时候，你写情书给班里的女孩子，说，我妈妈认识很多的人，谁要是欺负你，尽管告诉我；20岁的时候，你读大学，每次打电话来都是抱怨，说食堂的饭菜如此糟糕，为什么不多寄些营养品？今年25岁的你，在一次与同学的闲聊里，很骄傲地说，我爸妈早已给我备好了买房的钱，我即便不怎么奋斗，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每一次我都宽容地笑笑，就淡忘掉了。

    我习惯了听你的吩咐，只以为，对你的每一滴好，你自会记得，且在将来我们老去你已壮年的时候，可以得到你的细心照料。可是而今，你日日回家蹭饭，又时常将女友带回家来久住，让依然工作的我，还要为你们的一日三餐奔波劳累。这样的景况，终于让我连一丝的微笑，都无法挤出。我发现，这样苦掉自己全力为你的方式，只是使你心底的自私和懒惰，愈是潜滋暗长，无沿无边。

    我终于承认,25年来对你无节制的宠爱，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有一次开玩笑，我说妈妈或许活不到你娶妻生子呢，你一下子便急了，说，那怎么行，将来谁给我们洗衣做饭，谁给我们照料孩子？当时的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忧伤。原来当我们老掉，依然要为你继续操劳，直到生命的终点．我们不是养育了一只日渐丰满有力的雄鹰，而是养了一只寄居的虫子，它要将滋养了它的鲜嫩的骨头，一直啃到干枯腐朽，再无营养。

    亲爱的孩子，我不得不残忍地告诉你，你的前半生，与我息息相关，而你以后的道路，我将不再过问。妈妈已经将兼职的工作辞掉，我不能为了你的幸福，而将自己退休后的悠闲时光，交给继续为你挣钱买房的苦痛。也请你，从父母的身边搬走，用自己的薪水租房去住。孩子，妈妈抱歉，不该这样爱你。而你，也应对那些将父母啃到疲惫的往昔感到愧疚。且让我们，彼此原谅，彼此放手。

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①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他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喝得醉醺醺之后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② ， 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注】①姆罗热克，波兰当代荒诞派文学代表作家。②卢尔德神钟，一种宗教祈请的器具。

如愿

茹志鹃

    天还没大亮，何大妈猛然坐起身，伸手在枕头下面，摸出那个对折起来的大红封套。红封套上用浓浓的墨笔，写着四个大字：劳动光荣。下面小字是：玩具小组组长何永贞同志收。

    她想不到，自己快跨进五十的人了，竟然第一次挣得了薪水。

    十五年前，那时还没解放，阿永才六岁，就死了爸爸。年轻的何永贞咬着牙，抚养着儿子，好容易进到附近一家丝厂做工。快到月终领水时，一天，家的方向冒起了火光，想到阿永，她发了般冲出工厂，向家里奔去……

    第二天，她被开除了，连那二十八天的工钱都被扣除了。

    何大妈呆呆地坐在床上，忽然看见天已大亮，这才惊动起来。

    “对，我得快，快起来到厂里领原料去。”何大妈一掀被子，急急地起来梳洗。

    “妈，你礼拜天还有事啊？”阿永在里间问。

    “嗯！”何大妈应了一声，还是忙自己的。阿永知道母亲的牌气，不过他总觉得母亲苦了一辈子，应该好好享享福。所以母亲出去工作，他有些不以为然。现在他看母亲星期天还要出去忙，暗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妈”。何大妈一听便不高兴，说道：“你是不是不高兴我出去工作？”

    “不，我是说，你星期天还起这么早，不多休息一会。”儿子一听娘的口气，话便马上拐了一个弯。

    “忙啊！你别看我们生产组小。领原料，送产品，检查质量，开会，哪样不要花工夫？你当只有你们大工厂才会忙呀！”

    “哪里，厂越小倒是越忙，特别是小组长，更加要操心。”阿永知道母亲特别喜欢人家讲这一类话。

    果然，何大妈高兴了，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从前，厂里会有人急急地骑了脚踏车，赶到家里来叫儿子去商量一件什么要紧事情。每当这时，何大妈心里又觉得骄做，又会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后来当里弄一组织生产组，何大妈第一个就参加。现在，何大妈最高兴的，就是也常常有人会急匆匆来叫自己。

    梳洗妥当以后，她又摸出那个大红封套，正想再仔细看看，旁边床上的小阿英一骨碌坐了起来。

    “奶奶，你是昨天答应的，今天要带我去买玩具啊？”

    “阿英最乖，奶奶要去办一件工作，办完了再带你去买。”小阿英身子扭了几下，干脆地说：“不要工作嘛！”

    “这怎么行！工作！你懂不懂？就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事情，你怎么能拖后腿？”何大妈有意加重了声音

    “什么叫拖后腿，奶奶？”

    “……”何大妈不知这怎么说好了。忽听里间儿子说道：“妈，你就带她去吧！今天上午我还有些事要去办一下呢！”

    这一说，何大妈又不痛快了：“你怎么不带她去？哦！只有你的工作才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就能随随便便带了小孩子去的。”何大妈嘟哝着，还是和小孙女手拉手出门了。

    谁知一进工厂大门，就被传达室的同志挡了驾。

    哦！何大妈才想起来，管委会是叫自己明天来的啊！

    何大妈拉了阿英走到外面马路上，店铺正好开始营业了。

    “奶奶，我要苹果。”小阿英忽然站在水果店门口不肯走了。

    “我要苹果！”这个声音使何大妈怔了一下。那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每当她从丝厂回来，儿子在胸边啼泣，她总是安慰儿子说：“等发了工钱，妈妈给你买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但工钱终于没有拿到，苹果也就没有买成。

    何大妈拿出那只红封套，手止不住地有些抖，从自己第一次发的薪水里抽出一张钞票，买了两只又大又红的苹果。一只给了阿英，还有一只她要给儿子。二十五年前的心愿，今天偿还了。何大妈又激动，又有些酸楚的余味。

    回到家，何大妈把苹果交给阿英，说：“给你爸爸去。”自己就在一旁默默坐下。阿英举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飞到爸爸身边，朝阿永手里一塞，说道：“爸爸，奶奶给你买的苹果。”

    “给我买的苹果？”阿永拿着苹果，迷惑不解，抬头看看妈妈，妈妈正在那里对自己点头微笑，说：“你想想，你小时候，不是常常向我要苹果么？”

    阿永全身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捧着那只苹果……

    那时妈妈在丝厂里做工，每天，阿永就在昏暗的灶拨间里，到夜里，人家都熄灯睡觉的时候，阿永才听见妈妈的声音，摸到妈妈那双温热的手。阿永朝妈妈哭，妈妈就会拍着阿永说：“乖，不哭，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阿永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吃。”

    但是，妈妈被开除了。妈妈曾经讲过多少个晚上的苹果，永远只是在阿永的梦里出现。

    现在，阿永已不知吃过多少次苹果了，但是妈妈还是买来了，用自己第一次的薪水买来了。

    “妈妈……”阿永激动地叫了一声，心里像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句说起。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