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摘自《中外历史敢要（上）》学习聚焦 

材料二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 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一   荀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本”，只要百姓努力生产，勤俭持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如果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知道利用赋税手段没完没了地搜刮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那就是“伐其本，竭其原”。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军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政府注重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两方面同时增加。

——摘编自方建国《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唐朝中叶，土地买卖和兼并加剧，授田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安史之乱的爆发，更使得唐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公元780年，唐朝颂行两税法，实行量出制入的课税原则，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确定全国总税额，摊派到各地征收：内容上包括户税和地税，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在现居住地建立户籍，凡有产者就必须缴纳赋税；两税法推行后，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由所在州县，按首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分夏、秋两季进行两次纳税。

——摘编自薛涵月、黄品品《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浅析唐朝两税法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