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尝有是训矣。盖一家之事，无缓急巨细，皆所当知；有所不知，则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长，百责所丛，若庠序，若传置，若仓廥，若囹圄，若沟洫，若桥障，凡所司者甚众也。相时度力，弊者葺之，污者洁之，堙者疏之，缺者补之，旧所无有者经营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预我事瞬夕代去自苦奚为此念一萌则庶务皆堕矣。前辈谓：公家之务，一毫不尽其心，即为苟禄，获罪于天。

                                                                                                                  禁家人侵渔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呜呼！使为妻妾而为之，则妻妾不能我救也；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使为朋友而为之，则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为愈也哉！盖自为虽阖门恒淡泊，而安荣及子孙；为人虽讙然如可乐，而祸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间，非真知深悟（  ），未易（  ）言。有官君子，（  ）审择焉。

                                                                                                                                                            （选自《三事忠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欲为省，毋烦民。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 ，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鸣呼，岂不仁哉！

（节选自《史记·孝文本纪第十》）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 ， 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 ， 很多记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 ，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 ， 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 ， 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600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