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以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我在赵瓯北的一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绝似盆池聚碧孱，嵌空石笋满江湾。化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

    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剧里往往遇见情绪紧张到万分的时候，便用韵语来描写。歌德作《浮士德》也曾用同类的手段。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节选自闻一多《诗的格律》）

善人

老舍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丈夫很有钱，她老是不客气地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不说别的，就先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看钟，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身体定然不错；她得为社会而心疼自己，她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不是，太太，女士！”自由想解释一下。

    “说，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

    “方先生要见女士。”

    “哪个方先生？方先生可多了，你还会说话呀！”

    “老师方先生。”

    “他又怎样了？”

    “他太太死了！”自由似乎很替方先生难过。

    “不用说，又是要钱！”穆女士从枕头底下摸出小皮夹来：“去，给他二十，叫他快走！”

    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一大盘火腿蛋，两块黄油面包，草果果酱，一杯加乳咖啡。吃着火腿蛋，她想起方先生来。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一月二十块钱，不算少。不过，方先生到底可怜，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自由，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嫩着吃！”

    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继而一想，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他少得几块钱，可是吃得舒服呢。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么周到；不由她，惯了。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想到这儿，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工作，只有工作使她充实，使她睡得香甜，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

    她的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冯女士才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难看，一月挣十二块钱。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假如嫁个阔人，一辈子有吃有喝，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而且眼光很远。见了冯女士，穆女士吸了口气：“哎！今儿又有什么事？说吧！”她倒在个大椅子上。

    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穆女士，盲哑学校展览会，十时二十分开会；十一点十分，妇女协会，您主席；十二点，张家婚礼；下午……”

    “先等等，”穆女士又叹了口气，“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

    “已经送过去了，一对鲜花篮，二十八块钱，很体面。”

    “啊，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下午一共有几件事？”

    “五个会呢！”

    “甭告诉我，我记不住。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

    穆女士不想去盲哑学校，可是又怕展览会相片上没有自己，怪不合适。她决定晚一会儿，正赶上照相才好。这么决定了，她很想和冯女士再说几句，倒不是因为冯女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她自己觉得空虚，愿意说点什么……解解闷儿。她想起方先生来：“冯，方先生的妻子过去了，我给他送了二十块钱去，和十个鸡蛋，怪可怜的方先生！”穆女士的眼圈真的有点发湿了。

    冯女士早知道方先生是自己来见汪太太，她不见，而给了二十块钱，可是她晓得主人的脾气，说：“方先生真可怜！可也是遇见女士这样的人，赶着给他送了钱去！”

    穆女士脸上有点笑意：“我永远这样待人；连这么着还讨不出好儿来，人世是无情的！”

    “谁不知道女士的慈善与热心呢！”

    “哎！也许！”穆女士脸上的笑意扩展得更宽了些。

    “二少爷的书又得荒废几天！”冯女士很关心似的。

    “可不是，老不叫我心静一会儿！”

    “要不我先好歹地教着他？我可是不很行呀！”

    “你怎么不行！我还真忘了这个办法呢！你先教着他得了，我亏不了你！”

    “您别又给我报酬，反正就是几天的事，方先生事完了还叫方先生教。”

    穆女士想了会儿，“冯，你就教下去，我每月一共给你二十五块钱，岂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对不起方先生！”

    “那没什么，遇机会我再给他弄个十块八块的事；那没什么！我可该走了，哎！一天一天的，真累死人！”

（节选自《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藕荷色

刘心武

    她被老同学们动员很久，才加入了同窗微信群，但她基本上只是浏览别人的微信，自己极少回应发言，表情包不会用，音频对话罕有响应，视频通话更不愿意。但若干同窗并不因她孤僻而疏离她。前几天就有人问她：重阳节登高了吗？她心里回答：又读《红楼梦》里“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节呢，仿佛和薛宝琴及其丫头小螺同立在那琉璃世界的山坡上，共览美景啦；还有人问她：赏菊了吗？她当然把《红楼梦》里的菊花诗再诵读了一遍。但有人问她：今年重阳节晚辈孝敬的是什么呀？还是菊花糕吗？她心里就不大淡定了。

    老伴去世五年了。她独居。儿子儿媳孙女儿住得远。儿子在外企，儿媳妇在国企，孙女儿大学刚毕业跟几个同窗联袂创业。晚辈们自打中秋节以后就再没来看她，这倒还罢了，却也基本上没来电话聊天。算起来一人来过一次电话问候吧，问忙吗？回答是“忙倒不忙”“还行吧”“瞎忙”，话比以往少。不免有些挂念。

    今年重阳节不在双休日，晚辈们没来看望很正常，但现在年轻人多能网购，前面几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如她的生日，端午节，也都不在双休日，人没来，却总有快递小哥按响门铃，送来晚辈们网购的应景应节礼物，虽说隔些天晚辈人来了，嗔怪他们多事，“人来时带东西就好，何必非咬定正日子”，心里却暖暖的，这不，晚辈人没来电话没来东西也没来，心里就有点子空落落的了。

    其实，今年的重阳节过去两天就是双休日。星期日下午，门铃脆响，开门一迎，三张笑脸。“妈”“奶奶”的热乎呼唤重叠一起。

    原来，儿子儿媳妇孙女儿，一上午转了三个商场，为的是给她孝敬一件羊绒衫。她不免嗔怪：“现在不是什么都能从网上买到吗？怎么非得到实体店买？又怎么要转悠三个商场？什么精怪的羊绒衫？齁贵的吧？奢侈品我可不要！”

    儿媳妇就把那精挑细选买来的羊绒衫从包装匣里取出来，抖开，举起给她看：“妈，怎么样？这颜色，绝了吧？”儿子、孙女儿站在儿媳妇两边，都笑吟吟地等待她作出反应。

    “天呀！藕荷色的！”她激动得不行。

    立刻理解了：藕荷色的羊绒衫，网购未必有货，就是有货，根据图片买来恐怕打开一看也难理想，而且实体店里也未必都备有这种颜色的货，难怪转到第三家商场才终于心想事成。

    立刻试穿，立刻照镜，舍身，雅丽，镜子里绽放出四张如花的笑脸。

    大家围坐到沙发茶话。她满脸放光，说：“原来你们记住了我以前说过的话。《红楼梦》里写到颜色的地方多了。贾母说那种软烟罗的纺织品，几种颜色呀？一种雨过天青，一种秋香色，一种松绿色，一种银红色。宝玉跟宝钗的丫头莺儿有关于颜色搭配的对话，怎么说的呀？大红要配黑色，松花色要配桃红色，葱绿要配柳黄……书里还常提到玉色，有人以为玉色等同白色，不对，玉色比白色略暗却又润泽……当然啦，你们记住了，我最喜欢的，是藕荷色。书里起码三次写到藕荷色。林黛玉的床帐是藕荷色的，宝玉一次穿着簇新的藕荷色纱衫，鸳鸯抗婚，穿的也是藕荷色绫袄……有人说藕荷色属于暖色，说的不准，藕荷色是中国画颜料里头的花青色和胭脂色调出来的，如果胭脂成分多些，那当然比较暖，如果花青色成分多了，就往紫色靠，那就又偏冷了，依我看，你们买的这件，属于最得宜的藕荷色，既不偏暖也不偏冷，很温馨，极雅致……”但她低头抚摸那羊绒衫下摆时，不禁问：“啊呀，很昂贵吧？从实招来，究竟多少钱买的？”

    儿子报出价格，确实不菲，但安慰母亲：“我们三个人集体孝敬您的，一分摊，也就不算奢侈了。”

    她眼光轮流扫视三个晚辈：“你们都顺遂吗？”三个人都笑了。儿子说：“妈，您就继续沉浸在您所喜爱的《红楼梦》世界里，安度晚年吧！”儿媳妇说：“您别为我们操心啦！”孙女儿依偎到她怀里，她搂住孙女儿，心里汪着蜜水儿。

（选自《新民晚报》2018年10月30日）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