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一个走运的人秦文君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有一株高大茂密的香樟树，粗大苍劲的树干，四面伸长的枝叶，昭示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香樟树的清幽常引人驻足。

    香樟树下卧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小商铺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积尘。

女店主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子，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女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着招呼客人。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走。

    最初，我到她的店里，就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我说，“特别美。”

      “我真走运，”她的眼里漾起了春光，“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她见我喜欢，随即从桌子下面拿出她编的各种小饰物，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手上呢：天空的云朵，海上的浪花，草原的骏马，还有那永远开不败的四季花。

    我买下了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也许是受到了她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眼神，也许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的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但就是这个人，每天穿着得体的衣裳，还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后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面。”我说，“那才舒服。”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走运。”

    还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了她编的发卡，给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用它来盘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是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铺，亲自爬上黄山。“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微笑着，沉醉着，“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有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到了那，香樟树依旧挺立，却不见了小商铺，也不见了女店主，只有石凳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惊诧极了，连忙上前打听，老太太说：“搬迁了。”

      “那您知道女店主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一片黯淡。

      “不容易呀，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子!”

    “谁?”“女店主啊，你不知道?”我瞪大眼睛，张着嘴却说不上话。原来她是个不能行走的女子!她是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的!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笑容，却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还怂恿她去登黄山……

    一瞬间，歉疚与失落漫上心头。或许今生再难相见了!

    夕阳中，历尽沧桑的香樟树依旧高峻挺拔，依旧香远益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抬头间，那灿烂的笑容似在眼前……

                                       (摘自《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23期，有改动)

代写冯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東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润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代写冯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曰，“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得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带上她的眼睛

刘慈欣

    我要去度假，主任让我再带一双眼睛去。主任递给我一双眼睛，指指前面的大屏幕，把眼睛的主人介绍给我，是一个好像刚毕业的小姑娘，在肥大的太空服中，她显得很娇小，她面前有一支失重中的铅笔飘在空中。

    我问她想去哪里。

    “那就去我们起航前去过的地方吧！”她说。

    这里是高山与草原的交接处，我掏出她的眼睛戴上。所谓眼睛就是一副传感眼镜，当你戴上它时，你所看到的一切图像由超高频信息波发射出去，可以被远方的另一个戴同样传感眼镜的人接收到，于是他就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就像你带着他的眼睛一样：它还能把触觉和味觉一同发射出去。

    “这里真好！”她轻柔的声音从她的眼睛中传出来，“我现在就像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冲出来呼吸到空气，我太怕封闭了。”

    “可你现在并不封闭，同你周围的太空比起来，这草原太小了。”

    她沉默了，但几秒钟后，她突然惊叫：“呀，花儿，有花啊！上次我来时没有的！”

    是的，广阔的草原上到处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能近些看看那朵花吗？能闻闻她吗？”她问。我只好趴到地上闻，一缕淡淡的清香，“啊，我也闻到了，真像一首隐隐传来的小夜曲呢……”

    来到一条隐没在草丛中的小溪旁。她叫住了我说：“我真想把手伸到小河里。”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溪水，一股清凉流遍全身，我又听到了她的感叹。

    “你那儿很热吧？”我想起了屏幕中窄小的控制舱和隔热系统异常发达的太空服。

    “热，热得像……地狱。呀，天啊，这是什么？草原的风？！”这时我刚把手从水中拿出来，微风吹在湿手上凉丝丝的。

    我带着她的眼睛在草原上转了一天，她渴望看草原上的每一朵野花，每一棵小草，看草丛中跃动的每一缕阳光；一条突然出现的小溪，一阵不期而至的微风，都会令她激动不已……我感到，她对这个世界的情感已丰富到不正常的程度。

    夜里我刚睡着，她就通过眼睛叫醒了我：“请带我出去好吗？我们去看月亮，月亮该升起来了！”

    我在睡意朦胧中很不情愿地起了床，对着夜空说：“你在太空中不也一样能看到月亮？喂，告诉我你的飞船的大概方位，说不定我还能看到呢。”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自己轻轻哼起了一首曲子，她说：“这是德彪西的《月光》。”

    第二天清晨，阴云布满了天空，我从眼睛中听到了她轻轻的叹息声。

    “看不到日出了，好想看草原的日出……听，这是今天的第一声鸟叫，雨中也有鸟呢！”

    又回到了灰色的生活和忙碌的工作中，以上的经历很快就淡忘了。但在我的意识深处，有一颗小小的种子留了下来。在我孤独寂寞的精神沙漠中，那颗种子已长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绿芽。虽然是无意识的，当一天的劳累结束后，我已能感觉到晚风吹到脸上时那淡淡的诗意，鸟儿的鸣叫已能引起我的注意……世界在我的眼中仍是灰色的，但星星点点的嫩绿在其中出现，并在增多。有一天，上班时我走进航天中心高大的门厅，一幅见过无数次的巨大壁画把我吸引住了，壁画上是从太空中拍摄的蔚蓝色的地球。那支飘浮的铅笔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同壁画叠印在一起，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怕封闭……”一道闪电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除了太空，还有一个地方会失重。

    我发疯似地跑上楼去找主任，“是为了小姑娘来的吧。”主任说。

    “她到底在哪儿？！”我大声问。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她是‘落日六号’的领航员。”

    一切都明白了，我无力地跌坐在地毯上。

    “落日工程”是潜入地球深处的一系列的探险航行，“落日工程”的前五艘飞船都成功地完成了地层航行，安全返回地面。但“落日六号”飞船发生事故，误入了地核区域，就如同登月飞船偏离月球迷失于外太空，获救的希望是丝毫不存在的。

    在“落日六号”上，航行组上的其他两名航员因事故相继去世，只剩下她一个人。现在“落日六号”内部已完全处于失重状态，飞船已下沉到6300公里深处，那里是地球的最深处，她是第一个到达地心的人。

    “落日六号”的中子材料外壳足以抵抗地心的巨大压力，飞船上的生命循环系统还可以运行50至80年，她将在这不到10立方米的地心世界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我听到了她同地面最后通信的录音，这时来自地心的中微子波束已很弱，她的声音时断时续，但这声音很平静。

    “……今后，我会按照整个研究计划努力工作的。将来，也许会有地心飞船找到‘落日六号’并同它对接，但愿那时我留下的资料会有用。请你们放心，我现在已适应这里，不再觉得狭窄和封闭了，整个世界都围着我呀，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上面的大草原，还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的每一朵小花呢……”

    在以后的岁月中，地球常常在我脑海中就变得透明了，在我下面6000多公里深处，我看到了停泊在地心的“落日六号”地航飞船，感受到了从地球中心传出的她的心跳，听到了她吟唱的《月光》。

    有一个想法安慰着我：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

（有删改）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①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②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③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戴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搂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④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停，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