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倒木

小瞎子坐在风倒木上，发呆。倒木下是溪流，这棵树被风吹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躺在溪流上，变成一座独木桥。小瞎子听姐姐说，独木桥是山神送给咱们的礼物，要不，打猎、采蘑菇，我们怎么进山呢？姐姐是这么说的，她没有说还可以坐在桥上哭泣。姐姐常常一个人偷偷坐在桥上哭。

小瞎子把手里的玉米饽饽掰成玉米粒大小的块儿，摆在风倒木上。他的一双瘪瘪的眼睛躲在薄薄的眼皮后面，受到惊吓的小兔子似的颤动。他偏着头，脸木僵僵的，微张着嘴，下嘴唇紧绷着下牙，上嘴唇似乎被什么硬器撬起，倔倔地翻挺，白而齐的上牙露在外面。除了眼睛之外，他把脑袋上所有的机灵都抽出来集聚在一起，送到耳朵上。

他在听。

黄昏退去了，即便是盛夏，夜晚的大森林里仍然冰冷，山林幽森黑暗。阳光下的骄子们屏息隐遁成无影无踪的秘密，夜游的生命挑起无边而沉重的黑色寂寥，人们啊因此躲在小屋里不敢出来。

可是，小瞎子敢，他怕什么呢？黑暗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打一生下来眼前就是黑的，小瞎子最不怕的就是黑。

飞鼠子开始向风倒木俯冲，它们有穿透黑夜的大眼睛。落在风倒木上吃玉米饽饽，窸窸窣窣的声音和小溪流一样动听，和一棵草、一滴露珠弄出的动静一样可爱。

小瞎子挪了一下屁股，玉米饽饽又摆了一溜。又有几只小飞鼠在小瞎子的面前滑翔而过，带来柔软的细风。小瞎子笑了，想，如果自己的头上长了树枝树叶子，那么这会儿必是悠荡起来了。

姐姐悄悄摸来，拉了小瞎子的手往家去。两个人走出了林地，转过山脚，邻人的苞米地黄豆地在月光下静默地沉睡。姐姐的呼吸平缓了，拉着小瞎子的手温热了起来：弟，你不怕吗？飞鼠子都是死孩子的魂儿呢。她悄悄地说，生怕惊扰了什么。小瞎子笑了，脑子里掠过柔软的细风：飞鼠子有什么可怕？一阵风罢了。

姐姐捏了捏小瞎子的手，不知道是责备还是赞许。两个人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半天没言语。大山的后面，月亮底下，传来震颤夜空的长啸，不知道是几只狼。每一次长啸后面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停歇，像是某种试探和思谋。姐姐矮了身子贴近他：狼，怕不？小瞎子几乎笑出了声：狼有什么可怕？声音罢了。他使劲握了握自己的手，没想到姐姐“哎呀”了一声，抽出自己的手来，甩了甩，重新牵住小瞎子，叹着气：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不要做傻事。那冤家的确不是人，可是，再忍熬几年吧，等他上了些岁数，说不定就好了。

谁他妈不是人啦！你这娘们竟然敢合计谋害亲夫！一个高壮的黑影从一棵矮墩墩的山柳树后跳出来，直接扑向了姐姐。小瞎子耳朵里全是熟悉的声音，哭声，骂声，拳头砸、脚踹的劲力似乎只有奔扑死亡的一条路了。小瞎子总是不明白，每一次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姐姐？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我？可是，小瞎子知道自己再也不要知道这个问题了，那个高大的男人抓住了小瞎子的脖领子，他的脑袋、身子于是像狂风中的树枝一样乱颤。小瞎子把手探向腰间，拔出尖刀，“啊”一声惨叫划破了星空，更结束了黑夜。

小瞎子带上锁子上了路，耳朵里满满嘈杂慌乱的声音，他知道是邻人的和乡亲们的。他又那样偏着头仔细听。那些叹息、叫骂、猜测没有一丝遮掩。人们总是那样，他是个瞎子，可是，他们总不经意地又当他是个聋子：完了，小瞎子一定被砍了头了。这次小瞎子笑出了声，他正了正头，大声说：砍了头有什么可怕？脖子冰凉罢了！像是一声炸雷，炸开了之后便是一片瘆人的沉寂，人们都被小瞎子的话惊呆了，蒙在一种似睡非醒的境遇里不能自拔。

这时候，一个女人嘹亮的哭声从林子里传来：哎呀，风倒木断了，我的羊儿掉到水里了，我的羊儿被断木砸死了！我的羊儿啊……疼煞我啦……

小瞎子站住了，女人的声音缭绕在他的耳边久久不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暖暖的，静静地想，我断了头，姐姐也会这样心疼的。于是，小瞎子浑身一热，两股热泪就从他瘪瘪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小溪流一样不断了。

这是小瞎子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

    今晚出的戏码叫《老包坐监》。关于包公的戏，民间早已演得烂熟。最著名的当首推《铡美记》了。我小时看过这个戏的京剧，却丝毫不记得还有个什么《老包坐监》。我生疑这戏绝不是包公戏的正宗嫡传，早出“五服”了。看来这又是当地人的别出心裁，生造出来的老包新传。如此编下去，包老爷不仅可以坐监，且能逃狱，乃至东山再起，挂帅讨征哩……

    姑不论戏码怎生地瞎编乱造，台上的老包却唱得十二分地卖力，血气沸腾，声贯丹田，包括那一招一式都功候极深，成熟到家。惜乎的是那些配角，不是唱得跟不上锣鼓眼儿，便是手脚动作不配套。好在这些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打退台下看客的热情。豫剧毕竟姓豫。

    作为中国“四大梆子”之一的豫剧，是拥有剧团最多的全国第一大剧种。它的腿最长，生命力最强。它不像京剧那么多的老框老套，也不像昆曲那样的高深古雅，它的全部特征个性，就在于它的不搭架子，不囿陈法，土极且又俗极上。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五方杂居，便在客观上形成了豫剧兼收并蓄的优点。不分调名，亦无板眼，乃“郑声之最”。有人统计，单就《朝阳沟》一出戏，便有越调、曲剧、道情和河南坠子等数种。无怪乎当地有俗谚：“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戏是胡乱套。”可别小觑轻贱了这胡乱套，它不仅是豫剧的一大特点，还是迎合自己的“衣食父母”——掏农民腰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目前戏剧日渐式微的情形下，似乎还独有这个胡乱套的豫剧，未见衰败蔫垮，不靠官办俸禄，活得有滋有味。

父亲

（智利）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蹬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警卫班长！”

    一个班长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他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头儿说：“我儿子在吗？”班长笑了起来。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埃尔·萨巴塔，先生。”

    “我不知道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 “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低声告诉班长：“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班长看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个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我都五年没见他了！他不愿意回村里去……”

    一个卫兵去叫中尉。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他老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 “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行啦……您走吧！”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 “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他是您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得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来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 “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 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 “立——正！”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音叫道：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嘛到这来看我……我有军务在身……不能出去。”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年关岁末

徐建英

    摩托车灯刺破漆黑的村庄小道，留下一路突突的轰鸣声，吱地一声停在一个农家小院前。摩托车刚停稳，“嗵嗵”的脚步声一路从小院里迎出来。小院的铁门“嘎吱”一声在娘手中拉开一条缝，不等何水清发问，娘就帮着他支下车脚垫，后退，又向前一着力，摩托车倏地滑进了小院。

    爹坐在堂屋前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烟和过往一样，一袅一袅地绕着，打着转儿，旋成一道道细细的烟圈。何水清松了口气，爹好这口自家产的老烟叶，烟杆儿是爹的命。瞧这烟雾，节奏还是过往的那几出，看来爹好着呢。

    看到何水清推摩托车进屋，爹连说：好！好！然后磕了磕手中的烟杆灰，食指头小心地伸向烟窝里戳了戳又说：自个儿骑车回，好！

    何水清刚坐下，爹的话头就开始了。他还是习惯地把年头到年尾的事儿倒豆子般叙一遍。末了，爹说：我和你娘就是想你了，想和你唠唠话儿。知道年关来了，你审计局的工作会比平时忙，若不说我病了，兴许你还不见得回吧？

    春种秋收，爹指不上他这独生儿帮上忙。逢年过节，他似做客般匆匆忙忙。想到此，何水清眼一热，眼角开始痒痒的。他忙蹲下身抓了一撮烟丝，殷勤地从爹手上边接过烟杆边说：我一早计划过，忙完这阵就休年假回来好好陪陪你和娘。又掂了掂手中泛黄的新烟杆，问：爹，你换了新烟杆？

    小伍昨儿一早捎来的，烟杆儿说是纯铜的哩……这小伍也真上心，你从小到大的同学论桌儿地数，谁也不及小伍识礼数，懂情义。都当上大主任的人了，还常来咱家帮这帮那的。上次来咱家送冬柴时，瞧见你爹的铜烟杆儿豁了口，特地请五金厂的师傅打的。娘在一旁接过嘴道。

    何水清摸着烟杆沉吟半晌，又默默地对着烟窝一撮一撮地捺烟丝，摁着摁着，烟丝纷纷飞了一地。到何水清醒悟过来时，发现爹在盯着他看，忙不迭地“噗”地一下帮爹点上火，看了看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的娘，又望了望叭嗒叭嗒地默默吸着旱烟的爹，他悄悄地退出了堂屋。

    年终的审查工作刚开始，他就接到了举报，伍思源负责的城市中心花园项目财政资金收支有问题，施工上也有不少的疑点。这中心花园本是政府斥资打造的，是给老百姓提供休闲用的。这几日他正犹豫着要不要派人勘查此事以及怎么样来查这事。娘突然来电话说爹病了。院子里的柴垛高高地码着，足够娘和爹燃上两个冬的。自从他去外地上大学起，在本城上大学的高中同学伍思源就代他照顾着爹和娘，感激的话他在心里说了不下八百次。这次的事，只要他稍稍动点手脚，伍思源就会平安。只是，原本为百姓造福的城市公园，会遭人唾骂。

    而他的心中，从此会多了一处污印。想到此，他倚在柴垛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知几时起，爹捧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走了过来。

    爹说：唠也唠过了。你工作忙，就不留你，你还是趁黑赶回去吧，明天还得继续上班呢。你娘呢，特意备了些辣椒干，都是你爱吃的。这些个辣椒干啊，别看着土里土气的，冬天里佐上菜，吃了热乎，脑子跟着灵醒呢！

    爹动手把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绑在摩托车后座，边捆边自言自语地唠开了：这人啊，明眼看得到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那包着裹着的，谁包准就没人晓得？工作上的事儿，我们也不懂，也帮不上啥忙。这天黑了，路上小心！得空了，记得常回家看看我和你娘。

    何水清轻轻地推过摩托车，车灯又一次刺破漆黑的村庄小道，向城里驶去。

    坎坷的土路上，车身一颤一颤的，屁股被后座的塑料袋一下下戳得生疼。猛记起，他自幼就不爱吃辣椒干，这个，娘怎能就忘了？他赶忙停了车，塑料袋被解开的那一瞬，他怔了——那把崭新的“铜”烟杆就放在辣椒干上，在车灯的照耀下，泛着刺目的金色光芒。

    何水清摸了摸辣椒干，又一次掂了掂手中沉沉的“铜”烟杆儿。爹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一股暖意涌上心头，他轻轻跨上摩托车。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他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选自《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