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翠翠

祝勇

    闲坐于草亭，忽的想起翠翠，仿佛想起一个熟识的故人。

    天碰巧落着雨。我们碰巧饮着酒。雨和酒，碰巧都易于勾起人的愁肠。碰巧是在酉水边，酉水碰巧和沈从文小说里写的一般模样。我们碰巧都是沈从文迷。

    所有与翠翠有关的事物，碰巧在这个时刻，聚齐。

    而翠翠，却只能隔着茫漠的时空同我们说话。翠翠很远。翠翠只生长于沈从文三十年代的小说里，穿着图案简单的衣裳。悠远的日子早已布满了旧电影似的划痕，但她的明眸不会褪色。沈从文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严格来说，翠翠是由所有喜欢翠翠的人集体创作的。凡是读过《边城》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翠翠。

    翠翠是典型的中国式梦境的产物。她容纳了民间中国对于自然、人性、爱情与生命的本质看法。或者说，翠翠是河流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秋露和山雨凝聚成的，所以她才清明秀丽，有着透明的秉性。她是中国河流的青春写照。凡是河流可以带我们去的地方，她都可以带我们去。

    翠翠就是这样陪着我，在湘西，一路走了好远。她是无处不在的河水和月光。我知道她不独属于我，但她总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这是《边城》以外的翠翠。沈从文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翠翠。翠翠在《边城》里，在沈从文的设计里，只属于傩送，傩送就一下子成了《边城》外许多人的共同的情敌。

    翠翠在水边长大，像朵被一阵偶然的风吹落在山间的野花。她的父亲母亲很久以前死于一场浓烈的爱情，她却懵懂着，不知情为何物。翠翠在世俗生活的边缘，旺盛的生长着。她只能透过城里来的人来打量那个她所未知的世界，但沈从文却将她永远隔绝于世俗世界之外，斩断了她们同外部世界可能发生的联系——天保和傩送都拥有“外面的世界”，或许他们中某一个的世界会与翠翠相连，但是天保死了，傩送出走，翠翠仍然守着她的渡口，消磨着她的年华；然而，翠翠的生命出路在哪里呢？在纯净的爱情里吗？爱情像河水一样不可捉摸，像青春一样无常和易逝。翠翠就这样面对河流、青春和爱情。

    《边城》真正煽情之处，是翠翠的等待。翠翠的等待就是整部作品的高潮。也可以说，前面所有的故事，都只是一个交代，翠翠的执著而且执拗的等待，才是作品的核心。但是故事恰好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读者会根据自己的人生取向做出自己的抉择和判断，沈从文一句也没有多写，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美丽的翠翠，就这样将期望抛向未可知的远方。她实在不该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耗尽自己的一生，她蓬勃健美的生命不该有这样的结局。也许，在某个“明天”，翠翠会突然看见傩送风尘仆仆的微笑，重又出现在岸头。但是我们仍不妨做一个残酷的假设——傩送从此远行。心中装着他的翠翠，梦里想着他的翠翠，走遍天涯，却永不归来。而翠翠，则同渡口一同老去。这样，翠翠的一生，因为爱而不完整；另一方面，对爱的忠贞又使她的生命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完整。翠翠于是成了沈从文为我们造的一个断臂的女神。

    然而，这一切即使是梦想，也来得太迟了。翠翠被时间裹挟着，像傩送一样一去不回头了。傩送和翠翠分别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着我们。翠翠如蓝印花布一样纯朴的背景，带着湿润的乡下气息，消失在时间深处了。

    坐在草亭里想念翠翠，翠翠既远且近。雨还在下，河面上是一片烟，天气越来越寒凉。酒还在饮，身子却越来越暖。野渡无人，视野里有浓有淡。浓的是水边的青石，怪兽般长满绿毛；淡的是若有若无的远山，以及山脚下的江水。一幅典型的中国式风景。遂想起沈从文的一句话：“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开窍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当然，翠翠也在其中。想起她的爱，她悠长的等待，想哭。生活也许早已不那么静寂，在自己的节拍里沉了很久的湘西人在现代的步伐面前也表现出一丝慌乱。要抵挡香车宝马的诱惑已不那么容易了，尽管它的价值并不超过当年的一座碾坊。爱情，早已成了休闲中的甜点与速食，成了一次性消费品。这个时代里，过路的女学生，即使装扮再奇奇怪怪，行为再不可思议，也不是风景了。但翠翠是。

    可是河流还在。只要河流还在翠翠就在。

    当翠翠在孤独中等待傩送的时候，世间有多少个傩送，踏遍千山，在寻找着翠翠！

    寻找翠翠，翠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忧伤。

（选自散文集《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有删改）

主角

陈彦

    很多年后，成名后的忆秦娥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说她舅回来了。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戏要开演前，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茶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就像两根“筷子”的鼓槌来。“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到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

    娘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躲来躲去，可娘还不停地梳。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么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出门时，舅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其实，招弟也舍不得娘。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说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员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节选自陈彦《主角》，有删改）

    ①“她有什么心事吗？”“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问题，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节选自欧·亨利《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②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节选自鲁迅《祝福》）

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第。这信递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姓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姓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鲜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哈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姓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哈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哈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哈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编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披浪鼓：“黄土理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制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造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蝙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雅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幽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制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遭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姓，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逃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光！”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光?”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因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率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那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例，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敞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颜疵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房子，翻箱倒柜，那枚洋壳怎么也我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峰噪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

材料一：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嵋，即使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会惊讶于它们的奇景；但是生长在西湖或峨嵋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嵋也实在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比熟悉的地方美，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稀奇的景物，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眼前美妙的景致。看习见的景物，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出，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定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 ， 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是使艺术和自然之间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做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必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常听有人埋怨：“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摘编自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张彦远说：“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就是说超越自我的形体和心智，从而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节奏韵律妙然契合。这种自我去除被艺术家看成是“虚静”心态形成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自我情欲的超越，即要去除人的生理所带来的欲望，当然，这只是短暂的情感离异，目的是要保持适宜的审美态度，并不都是向往不近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品式的境界。古代许多艺术家都反复强调艺术创作必以情动人，艺术审美中瞬间的“不与不取，不爱不嗔”的非功利、非情感的特点，恰恰是为了真正的爱、真正的恨，得到艺术美的魂灵。

二是对自我知识的超越，消除有意的心智活动，摆脱普遍的知识形式，从习惯中跳出，从僵化的自我中跳出，摒弃用心思索的自我，而对对象作纯然的审美观照。古代艺术家提出“无言”的重要主张。所谓“言”就是审美主体急于发挥自己心力智巧的作用，强于对物作刻意的解说。这种先入的知识形式和刻意的知性追求，必然导致审美静观的搁浅。这种审美活动的结果要么是得到和艺术大相径庭的理性空谈，要么是在习惯法度的拘限下得到一些摹本，永远得不到那种灵心独运的审美效应。审美中“无言”之境追求的是深层的契合，而不是吉光片羽式的言辞。

三是对自我行动的超越。中国艺术家提出“不作”的主张，即要顺应自然之势，必须不可不为而为之，禁绝苦思冥想、刻意精工。如果胸无丘壑而勉强为之，主体内乏怡顺之气，外有功利之心，这就必然造成心灵秩序的紊乱，绝不会出现虚以待物的审美态度。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审美主体必须以自然之心去熔铸意象，保持自己的心灵恬淡，无一丝为文之心，恰恰是创造出第一流艺术作品必要的心理氛围。

（摘编自朱良志《“虚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