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的镜子

契诃夫

    我和我的妻子走进客厅里。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间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不见亮光，等到我们点上烛火，照亮四壁，就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四下里逃窜。我们关上身后的房门，可是房间里仍然有风，吹拂墙角上堆着的一叠叠纸张。亮光落在那些纸上，我们就看见了古老的信纸和中世纪的画片。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上面挂着我家祖先的肖像。

    我们的脚步声响遍整个房子。我咳嗽一声，就有回声来接应我，这类回声从前也接应过我家祖先发出的响声呢……

    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哭声响着绝望的音调。大颗的雨点敲打乌黑昏暗的窗子，敲打声惹得人满心愁闷。

    “啊，祖宗啊，祖宗！”我说，意味深长地叹气。“假使我是作家，那么我瞧着这些肖像，就会写出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来。要知道，这些老人当初每一个都年轻过，每一个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过爱情故事……而且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呀！比方说，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吧，她是我的曾祖母。这个毫不俊俏、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有过极其有趣的故事。你看见吗？”我问妻子说，“你看见挂在那边墙角上的镜子吗？”

    我就对妻子指着一面大镜子，它配着乌黑的铜框，挂在墙角上我曾祖母肖像旁边。

    “这面镜子有点邪气：它生生把我的曾祖母毁了。她花很大的一笔钱买下它，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它。她黑夜白日地照这面镜子，一刻也不停，甚至吃饭喝水也要照。每次上床睡觉，她都带着它，放在床上。她临终要求把镜子跟她一块儿放进棺材里。她的心愿没有实现，因为棺材里装不下那么大的镜子。”

    “她是个风骚的女人吧？”我的妻子问。

    “就算是吧。然而，难道她就没有别的镜子？为什么她单单非常喜欢这面镜子，却不喜欢别的镜子呢？莫非她就没有更好点的镜子？不，不，亲爱的，这当中包藏着一宗吓人的秘密呢。据人们传说，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偏巧曾祖母又喜爱魔鬼。当然，这些话都是胡扯，可是，毫无疑问，这面配着铜框的镜子具有神秘的力量。”

    我拂掉镜面上的灰尘，照一照，扬声大笑。原来这面镜子不平整，把我的脸相往四下里扯歪，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

    “我曾祖母的爱好可真是奇怪！”我说。

    我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走到镜子跟前，也照一下，顿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她脸色煞白，四肢发抖，大叫一声。烛台从她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滚一阵，蜡烛灭了。黑暗包围了我们，我立刻听见一件沉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原来妻子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风哀叫得越发凄厉，大老鼠开始奔跑，小耗子在纸堆里弄得纸张沙沙响。等到一扇百叶窗从窗口脱落，掉下去，我的头发就根根直竖起来，不住颤动。月亮在窗外出现了……

    我抱起我的妻子，迅速离开了祖宗的住所。她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

    “镜子！把镜子拿给我！”她醒过来以后说，“镜子在哪儿？”

    这以后她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喝水，不吃东西，不睡觉，老是要求把那面镜子拿给她。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头发，在床上翻来覆去。医生说她可能会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极其危险，我这才勉强克制恐惧，来到祖宗的住所，从那儿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她一看见它，就快乐得哈哈大笑，然后抓住它，吻它，目不转睛地瞅着它。

    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也不肯离开它。

    “难道这就是我吗？”她小声说，脸上除了泛起红晕以外，还现出幸福和痴迷的神情。“对，这就是我！大家都说谎，只有这面镜子例外！人们都说谎，我的丈夫也说谎！啊，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是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贵的骑士才对！……”

    有一次我站在妻子身后，无意中看一下镜子，这才揭开可怕的秘密。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相貌艳丽夺目，我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这是大自然的奇迹，融合了美丽、优雅和端庄。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那难看、笨拙的妻子在镜子里却显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因为不平的镜子把我妻子难看的脸往四下里扯歪，脸容经过这样的变动，说来也凑巧，倒变得漂亮了。负乘负等于正嘛。

    现在我俩，我和妻子，坐在镜子跟前，眼巴巴地瞧着它，一刻也不放松；我的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了两个，而且溜到旁边了，然而我妻子的脸却妩媚迷人，我心里猛然生出疯狂而着魔的热情。

    “哈哈哈！”我狂笑着。

    我的妻子却在小声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多么美啊！”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半壶水

孔立文

    夕阳染红了整个大漠。一只狼，一只披着细碎残阳的瘦狼，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陆归林眼前这雄奇瑰丽的画卷。

    他轻轻地解下了外腰带，这个两端有铁环、铁扣的军用腰带，可攻可防。

    狼伫立在远方，略仰着头，对着他示威。这绝对是一只历经苦难和沧桑的老狼，它啼血的嗥叫声中包含着悲伤、绝望和忧。

    “我要杀了它。”陆归林坚定地对自己说。他抡起军用腰带，冲向那狼。狼奔逃而去，速度极快。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它又出现在他的身后。这狼和他打起了游击战。几个回合下来陆归林已是精疲力竭。他走，它就走；他停，它也停。而且距离总是三四十米。

    夜色来临，他找了个斜坡，对着那只狼，枕着交织的双手，仰面半躺着。狼也停下来，在地上。

    漠野苍茫，四周静寂。中午的那场沙尘暴使陆归林脱离了勘探队的战友，在寻找队伍中误入了这茫茫沙漠。漫天的风沙和徒劳的奔跑，他的迷彩服硬得成了一块铁板。他太累了，累得全身像散了架，两腿如灌了铅。不知不觉中，他竟然在清冷的沙漠风中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了前方狼的眼睛。狼的眼睛正一闪一闪的，这让他睡意全无。

    新的一天来临，陆归林又开始了沙漢上的舞蹈。指北针留在了军车的驾驶室里，陆归林只能靠太阳判定方位，他的目标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沙海滚动着热浪。狼，也已经被饥饿和干渴折磨得摇摇晃晃。

    陆归林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水壶，他要再听一下水的声音，水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昨天发现自己迷路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壶里的水，那时壶里的水只剩下现在这半壶。他知道在沙漠里迷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漫敢动那水，实在得难受，他就轻轻晃动一下水壶，水晃动的声音总能让他充满希望。

    当太阳如蛇一样缠着他的时候，陆归林下了喝水的决心。他拧开水壶的盖子，手有些抖，干裂的嘴唇也抖动起来。当他把壶口放到唇边时，他看到了那狼。他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一个半埋在沙丘里残缺的动物骨架出现在他的视野。他把这个白花花的东西找出来，拉下一块扇形的骨头，铺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水倒在这个骨头的凹处。可是水落在上面连湿都没湿一下，就不见了。倒，再倒……骨头上终于出现了一汪清水，那一汪清水就像镶在少女颈间的一枚珍珠，光彩夺目，绚烂动人。

    狼果然向他走了过来，当狼毫无防备贪婪地舔食那汪清水的时候，陆归林高高举起军用腰带，却迟迟下不了手。他原本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干掉这狼的。但是，他放弃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喝掉了壶里所剩无几的水。

    水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沙漠中划过一声尖锐有力的嚎叫，狼高昂着头，像获得了新生一般。狼对着他持续地豪叫，然后竟独自珊而去。它走走停停，不断地转头，并发出模糊不清的叫声陆归林读懂了狼的语言。他跟在了狼的后面，机械地跟着。它走，他就走；它停，他也停而且距离的把握，也是三十米左右的样子。

傍晚将至，当他跟着那狼尽全力爬上一个顾大的沙坡时，奇迹出现了一映入眼帘的是迷人眼的绿色，久违了的绿色！在绿色与绿色之间，是银光闪闪的水面。一条河横豆于草地之间，河的那一端，是林带，是庄稼地，是村庄…绿洲，这就是孕育生命的绿洲。陆归林踉跄跄地奔到河边，了一般，他捧起那清凉甘洌的水大ロ大ロ地喝……

    忽然，陆归林的耳畔传来一片呐喊声，猛地一抬眼，他看见一群人正在追赶那只狼。再看那只狼，速度如闪电一般，从河畔奔向了他们刚刚走出的茫茫大漠。

（选自2018年第8期《微型小说选刊》

材料一：

    什么是数据？数据（data）在拉丁文里是“已知”的意思，在英文中的一个解释是“一组事实的集合，从中可以分析出结论”。笼统地说，凡是用某种载体记录下来的、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种信息的，就可称之为数据。古人“结绳记事”，打了结的绳子就是数据。步入现代社会，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载体也越来越多。

    什么是大数据呢？量的增多，是人们对大数据的第一个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各个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増长。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数字数据的数量每3年多就会翻一番。

    大数据区别于数据，还在于欻据的多样性。正如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的，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立体的。所谓的三维，除了指数据量快速增大外，还指数据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的多样性，即数据的来源、种类不断增加。

    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数据又跟煤、石油等物质性资源不一样。物质性资源不可再生，你用多了，别人就用少了，因而很难共享。数据可以重复使用，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大数据资源的使用是非恶性竞争的，共享的前提下，更能够制造双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据如果不被融合、联系在一起，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

（选自刘军《大数据是“原油”，不是“汽油”》）

材料二：

    5月12日，2019首届天府大数据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2018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在当天正式发布。

    就全球趋势而言，2018年大数据市场总体价值约42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软件市场价值约140亿美元。该报告预估，大数据服务和硬件市场规模在经历2016—2022年的快速增长后，将放缓增长趋势，而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仍将保持10年的高速増长。

    与此同时，伴随21世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世界各国无一不在觊觎着红利可观的大数据市场，但由于各国基础实力、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大数据发展正面临不均衡的市场分布问题。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大数据开放建设程度的分析，韩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俄罗斯处于第二梯队，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放数据程度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分值呈现较大差距。

以全球大数据发展情况为背景，报告进一步分析到，中国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正处于积极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实施路径是由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为点，逐渐形成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从具体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关人才数量占全球总数的59.5%，排名第一，其次为占比22.4%的美国。另外，2018年中国大数据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和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在全球比例均超过了美国，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在此优势之下，中国如何实现后发赶超？报告指出，政府掌握着70%左右的高价值数据集，因此，政府大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将是实现数据全面共享开放、进而更好发挥其价值的关键。

（选自2019年5月13日《成都商报》）

材料三：2017—2018贵阳数博会参会人员停留比较图

上图为2019年数博会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各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同比增长率。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