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5至1918年，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几乎是倾全力于思想解放；1919至1921年，为第二期，几乎是倾全力于宣扬西方思想，凡是中国所无，前未之闻的学说主义，无不视为救世良药，尽量输入，一律欢迎，尤喜爱新鲜而有刺激性的各种社会主义，近于一种宗教热。

—摘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达回忆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十分困难……1920年4月，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正是在到北京和上海去同李大钊、陈独秀等长谈并且阅读了一些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他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等整理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