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风雨如磬九十载，沙场点兵朱日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沙场阅兵”不仅给人们带来迥然不同于城市阅兵的视觉体验，更是庆祝建军节最好的方式。

    “沙场阅兵”丰富了阅兵活动的重大主题。这次“沙场阅兵”以回顾建军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维护核心、彰显辉煌成就为主题，更加突出军队特色。“沙场阅兵”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十六次大阅兵，还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大阅兵，也是第二次在非国庆是举行的大阅兵。更是我军首次组织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专项阅兵，当然也是近年来我国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进行的阅兵，还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施后的首次阅兵。可以说，这次“沙场阅兵”，是对阅兵活动的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沙场阅兵”展示了改革强军的丰硕成果。军队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强军，为了“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而这次野战化条件下的阅兵，按照新的军事力量体系确定参阅兵力和受阅序列，集中体现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特点，也充分展示了我军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的新阵容、新变化、新气象，展示了我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面貌、新动力、新发展。可以说，“沙场阅兵”是我军革命性整体性改革重塑后的全新亮相，是对“脖子以下”改革逐步深入的检阅。阅兵活动的成功举行，充分证明改革必成、强军可期，让官兵投身强军兴军的信心干劲更足了。

    “沙场阅兵”彰显了十分强烈的实战色彩。这次阅兵依托参加实战化训练的部队组织实施，受阅将士走下训练场便走上阅兵场，以征尘未洗、连续作战的战斗姿态接受检阅。受阅官兵全部来自作战部队，指挥员和战斗员本色登场，展露实战本领。阅兵现场，从领导人到普通士兵都着野战军服，不搞群众性观摩。参阅官兵就位的方式也不是以往的踢正步，而是采用跑步的方式。阅兵保障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所有装备不作装饰。空中突击梯队着陆后的集结机动，完全是实战化。整个阅兵，一切以战场为背景，一切以战时为标准，一切以打赢为目的。

（摘编自唐守伦《“沙场阅兵”是庆祝建军节最好的方式！》2017年7月30日央视网）

材料二：

记者：为什么要在建军90周年组织阅兵？

任国强：在重大纪念日组织阅兵活动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这次阅兵展示全军部队新形势下戮力强军兴军的崭新风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凝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记者：此次阅兵在组织指挥上有哪些新的特点？

任国强：这次阅兵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以中部战区为主组成阅兵联合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实施统一指挥，是新体制下战区履行职能的重要实践。阅兵按照新的军事力量体系确定参阅兵力和受阅序列，重在反映现代新型军兵种力量鲜明特色、体现信息化联合作战编成及运用方式，展示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新重塑。

记者：请介绍一下参加这次阅兵的部队和装备情况？

任国强：参加这次阅兵的共有45个方（梯）队。9个作战群按作战编组接受检阅。受阅官兵1.2万人，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阅兵展示现役主战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和新质战斗力，参阅装备类型多样，受阅地面装备600余台（套）、各型飞机100多架，近一半为首次参阅。

（搞编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答记者问》2017年7月30日国防部网）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当下，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近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小康》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休闲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来自政府、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专家学者等300余名人士汇聚一堂，共商以休闲旅游为代表的休闲经济的美好前景。

    据悉，中国休闲发展论坛是我国最早的以休闲为主题的国家级大型论坛，现已成功举办9届，每届都有新内容和新目标，十分引人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以“全域旅游、田园城市与休闲发展”为主题的2017中国休闲发展论坛设置了“全域旅游发展与田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现代田园城市与休闲产业”“传统休闲文化与城市建设”“体育休闲与健康养生产业”“特色小镇的投资与建设”等五个分论坛，旨在深入挖掘休闲经济的光明前景，更好发挥休闲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日报》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二：36个休闲城市评价指数排名一览表（2013—2017）

（楼嘉军、徐爱萍《中国休闲城市建设现状分析与展望》）

材料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发布研讨会上介绍自己的调研成果时指出，从休假制度满意程度看，周休时间越短，对休假的满意程度越低，周体现状未能满足职工需求。为此，王琪延认为可以通过“做四休三”的方法来进行调节。

    所谓“做四休三”是指一周工作4天，休息3天。《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显示，对周休制度不满意的群体中，有15.1%的群体希望每周休息2天，有72.9%的群体希望休息3天，这一比例比对目前周休制度较为满意的群体（41.3%）高。鉴于此，当询问是否同意实施“做四休三”制度时，仅有12.5%的群体倾向于不同意，76.8%的群体倾向于同意，其中，57.2%的群体表示非常同意。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标志和象征。而且从汉代开始元宵节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是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日子，设立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有利于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因此，《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指出，可以考虑延长春节假期到8天，同时增加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

（《中国青年报》2018年07月19日）

材料四：

    “公共休闲服务要尽可能在规范管理和方便群众之间找好平衡点。比如社区图书馆，就可以投放门类更多、更新的书目，同时通过扫码等新技术实现同城随地借阅和归还，方便大家取用。别小看这替用户节省几步路的距离，其实很可能明显改善产品服务的使用体验和活跃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做过的相关实验表明，改善公共服务便捷性，会有效提高公众的参与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刘潇认为，有些公共服务效果欠佳，在于实施上没有多想一步。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建议，推动休闲经济发展，可以尝试将休闲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加强管理和考核，促使其更加重视休闲经济发展和居民休闲需求。

（《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4日）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影院之内火爆到影院之外。有人“入戏太深”，跟电影中的科学设定较起真儿，我们不妨找科学家们来科普一番，然后再回味这部电影，定会别有一番意思。

    《流浪地球》中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行星发动机，帮助地球离开太阳系。这就得说说让地球离开太阳系需要多少能量了。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分析：地球要能够摆脱太阳的引力势能束缚，所需能量可以计算得到，大概是2.65×10³³焦耳。而2017年全球总发电量大概是25571TWh，大约合9.21×10¹³焦耳。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阶段全球所有的发电量都用来推动地球离开太阳，需要连续工作2.88×10¹³年，即近29万亿年。

    总之，带着地球去流浪，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行星发动机要承担这一任务，那得无比厉害才行。而且行星发动机实现上述任务所运用的重核聚变技术，从现代核物理知识来看目前没理论和实现条件，只能出现在科幻中。

（摘编自《“流浪地球”靠谱吗？》）

材料二：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女士曾经说过，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什么都可以写，不用害怕发生矛盾”。

    但是许多作家会在写作时精心研究物理或者计算方面的最新发展；有些作家为了配合故事情节，会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产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在1966年发表的小说《劳卡诺思的世界》中首次出现了一种名叫“安塞波”的超光速通讯设备，该设备可让相隔天文距离的人之间进行即时通讯）；还有的作家则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去见证人类的不幸命运，以便引发社会舆论。

    有时候，一些看似怪异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的能力，让那些拥有科技知识的读者能够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设想。例如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儒勒·凡尔纳（1828—1905）在1865年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利用光能推进宇宙飞船的想法。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研究用于太空飞行的太阳帆。

（摘编自《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塑造未来？》）

材料三：

    科幻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十分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幻相对于科技的超前地位。今天许多科学的新发现，在几十年前的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不少科技的进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科幻的启迪、促进。正是科幻领先于科学的这段距离，造就了科幻文学的“惊异感”，构成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最大魅力。

    但今天，科幻正在，甚至已经被科技赶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吴岩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科幻文学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则认为不要夸大科幻文学的转现作用。科幻作品不可能走在科技前面，因为它们的所有科技元素都来自现实的科技知识。如果说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那么科幻则注重创造出一种既震撼、又有美学空间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当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感和灾难。

（摘编自《当科技进步超越了想象 科幻文学的价值何在？》）

材料四：

（资料来源于《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阅读调查》）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

材料一：

首先，反英雄缺乏传统的英雄品格。所谓传统的英雄品格，是指从中世纪、17世纪以来的世俗英雄的品格，例如，英气勃勃、执著追求真理的热情，超人的智慧和才能，坚强的生活意志，战胜困难的非凡毅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急公好义的品德等等。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非道德化倾向改变了作家的社会观和文学观。随着小说主题的非道德化，流氓恶棍和英雄人物一同逐渐退出了作品，道德冲突的传统形式变得模糊不清。英雄是社会的产物，面临着精神危机和心理困境的现代西方难有一个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因而社会的典范难以确立，文学作品只能塑造接近普通人、反传统英雄品格的“反英雄”。

其次，反英雄的自我都是不稳定的、处于分裂状态的。现代派作家认为，现代人面临着异化的困境，人们无法把握自我。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每个人都处在本能的要求与现实原则的约束的冲突之中。这些就是现代小说的人物缺乏一个明确的、稳定的统一自我的根本原因。

再次，反英雄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往往充当受难者、牺牲品。他们的困境包含外在的和内在的，或者说社会的和心理的两方面。从外在社会方面来说，非英雄或反英雄与周围的环境是不协调的，甚至是对抗的。他们遭受外在力量的压迫和敌视，处于受苦的境遇之中。反英雄较为明确的认识到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对立状态，并且力图摆脱困境，争取自身的自由。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英雄同环境的冲突使他们的内心生活充满焦虑、不安和痛苦，特别是当他们几经挣扎无法摆脱困境时，就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不管他们对自身的境遇有无明确的认识，实际上他们往往都充当了非理性世界的受难者或牺牲品。

（摘编自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

材料二：

海明威式英雄是西方文学中英雄谱系中的别样族类。他们不同于古希腊英雄对于无法逃避的命运的畏惧，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哈姆雷特式的英雄在思索中延宕了行动的能力，他们生来不会多思想，从不去追究自己不幸命运的根源，他们只凭着本能和直觉同残酷的现实抗衡。海明威式英雄不同于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反英雄”，他们在“英雄死了”的现代文明的暮霭中，仍然坚守着英雄神话的塑造与英雄角色的承诺。他们倍感科技神话、理性秩序、乌托邦神话破灭的怆痛，于是选择了逃避，走向斗牛场、拳击场，森林里、雪原中和海洋上，走向现代文明难以波及的边缘，以行动与自然、死亡相抗争，展现了人类的生存意志与崇高的英雄形象。然而他们以生命换取荣誉，以死亡拯救理性的悲剧性努力，最终无法完全走出现代性中人性所具有的苍凉、困惑与无奈。 

海明威式英雄首先给人以崇高的悲壮之美。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自然力的殊死搏斗中体现了这种巨人般的力量：曼努埃尔与公牛搏斗，展现了压倒公牛的气势；圣地亚哥征服鲨鱼与大海，展现了英雄气概。这无不表明，为人的尊严而战的信念足以产生气吞山河的精神力量。他们所具有超人的力量未必能带来具体的胜利，但定能让人感到自由意志的凯旋。曼努埃尔与公牛一起倒下的同时，场上升腾起了人的尊严；圣地亚哥的风帆和马林鱼骨架，象征着他对意志的锤炼和收获。海明威式英雄的胜利，不是物质表象上的得失，而是精神领域的升华。透过海明威式英雄的伟大心灵，我们体会到崇高的另类美学意义。

与其他悲剧英雄相比，海明威式英雄有一种极力淡化死亡威力的倾向。他们对死亡的蔑视和超然风度扫荡了传统的崇高美所必然带有的痛楚感、恐惧感以及失落感。具体而言，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挑战死亡，以平静的态度对待失败，以优雅的姿态与死亡共舞，也因而赋予了死亡一种特有的美丽。从美的关系而论，这是在产生崇高的严重对立与激烈冲突中，交织进的一种和谐。海明威通过威尔逊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超然态度：“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他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感受到在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亡的反抗。这种反叛的乐观主义，是对于死亡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超越，也正是海明威式英雄的精神内核。

海明威是异化世界中英雄神话的守望者。尤其是在远离战争、英雄气质匮乏的时代，其对海明威式英雄的塑造呼唤英雄的归来，具有一种崇高与悲壮的色彩。海明威式英雄是力量型的英雄，尽管他们少言寡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器官的退化和功能的丧失，他们同样具有思想和行动上的伟力。海明威式英雄是明显带有尼采式超人气质的英雄，他们以英勇进击的姿态和顽强的生命意志对抗强权，捍卫自我的尊严。海明威式英雄浸润了海明威对人类生存意志与生命哲学的毕生思考和全部感情，展现出极富激发力和引导性的一种生命模式。海明威式英雄是以信念和勇气在生命领域中创造奇迹的文学形象，从更高的意识层面上向我们展示人性魅力之谜的底蕴。

（摘编自张岩《英雄·异化·文学：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及其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