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专访文文山

    他身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才华”，另一个是“相貌”。有“粉丝”这样评价他：“横溢的才华吓跑了脸上的帅气。”还有人描述他的长相：“有惊无险，像街头的寻常路人。”最损的莫过于吴宪宗“歹毒”的大嘴：“看看他的词，再看看他的脸，你才明白，原来上帝是多么公平!”

    他便是方文山，周杰伦的“御用”词人。从《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直到今天感人肺腑的《菊花台》，方文山用天马行空的文字与瑰丽的想象一次又一次冲击我们的感官，他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成为今日歌坛中无法撼动的“指标性人物”。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你曾以亲身经历为范本写过一本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之所以有如此感悟，是否因为自己的成长故事充满励志色彩?

    方文山：成长对我来说，并非一帆风顺。我出生在台北一个小乡镇的普通家庭，家境不好，很小便开始勤工俭学了。每到寒暑假时我一般都会外出打工，比如送报纸、当餐厅服务员……当时也会觉得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蛮感激。因为有过那些困顿、不如意和苦难，今天的自己才会懂得惜福。

    记者：电影和写作曾经是你的理想，为何却写了歌词?

    方文山：当年我本想进电影圈发展，但是行业不景气，只好退而求其次写歌词。我想，总有一天，自己会慢慢靠近电影圈的。当时我的工作是安装防盗系统。工作时，我会随身带纸和笔，边工作边想歌词。有时突然想到一句好词，赶紧拿出笔把歌词记下。就这样，一年下来写了一百多首，四处投递出去。最终只有宪哥(吴宗宪)回了我的电话……

    机会显然眷顾方文山。当吴宗宪幸运地光顾之后，周杰伦又呼啸而来。．．．

    记者：周杰伦给你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方文山：我们同时被宪哥签下词曲经纪约。起初对杰伦的感觉是：这个年轻人有些与众不同，做事酷酷的。接触久了，我发现他的确有资格酷。比如他钢琴弹得的确不错，音乐的确比别人更有创意，一年后，他又签了歌手约，显然是可造之才。

    记者：关于你和周杰伦彼此的作用，很多人都在探讨甚至争论不休。你自己认为呢？

    方文山：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曲是架构，词是衣服。杰伦的曲天生已经很匀称了，旋律本身已经很动人，即便没有我的词，它一样存在。我只是帮他的旋律加画面，提供故事，让它更有血肉。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搭档不是周杰伦，而是别的歌手，你的歌词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

    方文山：我想不会。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曝光平台。杰伦的曲风便是强有力的曝光媒介，这种强强联手的效果便是“1+1=3”。

    目前，“粉丝”们为方文山与周杰伦的地位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法是周杰伦捧红了方文山，另一种说法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更有观点认为：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周杰伦，音乐将会很寂寞；如果没有方文山，周杰伦也会很寂寞。

    记者：你觉得，你的歌词能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方文山：风格。创作歌词时，我会故意强调段落与段落不见得有关系，但阅读时依旧有主题。我强调一种整体感觉，这在《爱在西元后》有着很好的体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不想当自己。

    方文山：几年来，我在圈内看到许多年轻人不想扮演自己，永远羡慕别人，成天幻想当周杰伦、刘德华。与其羡慕别人，耽误自己的人生，不如做好优秀的自己。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今天，人人都憧憬着由麻雀变成凤凰。只是，变成凤凰的方文山却一再提醒：先甘心当一只麻雀，潜心演好自己的偶像剧。否则，既错过麻雀的欢愉，又无法企及凤凰的荣耀，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支光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飞，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很甜。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帮着寻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衫湿透，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评说这围墙很美很美。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蒙蒙眬眬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赞不绝口。会议便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会场进进出出，忙得飞飞，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枝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舍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略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说话

贾平凹

    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地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时。

    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熘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伟人也不都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觉得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产生没有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有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不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启示，以后我更不愿说话。

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莫言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X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个个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

    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

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道：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我虽不会说普通话，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

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房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了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凭嘴，留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我而来时，我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