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哈佛大学到合肥科学岛，强磁场的吸引力无需衡量；从扬名美利坚到报效祖国，不计得失的人生续写壮美的诗篇，”从2009年开始，在留美博士后王俊峰的带动下，8位在美的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于八年前相继归国，扎根合肥科学岛，潜心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现在，合肥科学岛上不仅有这八位哈佛归来的博士后，还有几十位“海归”科学家，他们不计名利，一腔热血，克服家庭的种种困难，只想为祖国的科学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合肥在线》）

材料二：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笫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图1：第三次“归国潮”回流率统计     图2：2013-2016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员统计

    除了回流率，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图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显示，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摘编自2017年9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三：

    虽然不少與论在解读“归国潮”时，认为主因是国内就业吸引力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年前，我国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名校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从2007年到现在这10年间，出国留学的数量出现“井喷”的态势，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同时，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出国留学结构的变化，就不难解释“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这也提高了回国比。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人曾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这说明，大规模“归国潮”中，精英人才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部分“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人的原因在于，在出国留学时盲目选择，并未做好长期和科学的出国留学规划；有的学生是想“逃避”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认为只要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混到一张文凭；还有的在国外求学期间严重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导致毕业时缺乏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我国必将从原来的“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不可能再完全按学历和留学与否的标准评价、选拔人才，而会更加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高等教育将摆脱学历教育导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而每个受教育者也应该基于个体能力、素质的提升来规划学业发展、教育选择，而不能再仅仅追求学历或身份。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材料一：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朱恒源副所长如此评价。他说：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摘编自《华为：荆棘丛生的国际化道路》）

材料二：

    近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新常态”之下，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首先必须掌握好法律工具。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融入国际规则，在所在国法律框架下开展业务。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有更强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当今世界，虽然逆流横行，但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华为来说，只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最终可以赢得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尽管遇到各种干扰和阻力，但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合作，企业和产品争取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正是回应这些干扰最好的方式。

（摘编自《竞争摩擦不可避免，但中国企业的全球抱负不应削弱》）

材料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碰商。中国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我们对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对自身合法权益坚决维护。

（摘编自李克强总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岁。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能跟鸭子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欢喜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稚稚，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让你裹来了！”倪二分辨，但也没用。

    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

    “你说多重？”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原文有删改）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地便会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坐喧熟同、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材料一

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充分肯定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拿来就用，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有创新性地推进提升。

一方面，切实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正确选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造与创新为途径，以转化与发展为动力，着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与时代诉求相协调、表达方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深入传统文化内里，区别优劣得失，辨析精华糟粕，科学提炼精粹内容；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杜绝形式主义偏颇，使传统文化经合理再造与整体提升后，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积极融合，以求协力共进。从历史深处走来并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助力与服务现代化为使命，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价值彰显，其服务内容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形态的丰富性、服务成效的实在性，已然清晰呈现并愈趋显著。立足当前并着眼未来，脚踏实地并登高望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结与渗透融会必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与发展提升必将发展到一个崭新境界，携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

(摘编自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中国现代化包含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文化是创新的，又是继承的，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文化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是当下与历史的结合。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化中的文化，不能不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现代化不能割断民族血脉一样，文化创新发展亦不能无视历史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期相遇，既为中国现代化推进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望与交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文化坚守和观念创新的一次互动。在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生作用的同时，现代化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重要遵循和现实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

其一，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时代机遇。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新发展，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它的改造与吸纳，离不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推动，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传承发扬与自觉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优化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其二，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要在实践上有所遵循，现代化则为之提供目标、方向及道路等方面的基本依赖。一要服务现实。二要科学阐发。传统必须与现代相连，传统文化必须接通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够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

其三，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现实条件。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化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丰厚社会土壤。现代化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连，现代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氧化剂。现代化在孕育新的、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之时，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同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新鲜元素、注入新鲜血液。现代化思想文化本身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现和纠正自身缺陷的参照对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反观和超越自身局限的榜样力量。借助现代化思想文化及其精神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而且能够迅速氧化而达至蜕变，加快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步伐。

(摘编自商志晓《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联结》)

材料一：

“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 ·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 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 义。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 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 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文”被 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 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他在《法 言》中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认为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 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且强调它们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 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唐人魏征在《隋书 ·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 “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宋明道学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 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 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等，这则是 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 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总之，中国古代“文质”理论的深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在今 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摘编自陶东风《文质论》）

材料二：

孔子说“文胜质”之为“史”，实由史典礼“陈其数”而“失其义”而来。春秋时史以礼官身份 主持礼，大都按原有礼的仪式进行，要在仪式上陈礼数，但因礼仪已不再表现原有的“义”，有其仪 而无其义，于是有了社会对史官言而不诚、行而无实的印象，如《礼记 ·郊特牲》说：“失其义，陈 其数，祝史之事也。”尽管这责任不都在史官，但他们的身份为“史”，人们也就将他们这种“陈其 数”而“失其义”的行为谓之为“史”了。

春秋时将作为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赋予了人格本质与外现的关系属性：礼之“义”即伦 理道德被视为“质”；礼之仪、即礼义的行为表现在文饰意义层面被视作“文”。《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 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动作有文”，即以外在的符合礼之义的施舍、 进退、周旋、容止、作事、德行、声气、言语为内涵。《韩非子 ·解老》亦谓：“事有礼而礼有文； 礼者，义之文也。”礼既为外在的“文”，故人既有仁义道德，又在施舍、进退、周旋、容止、作事、 德行、声气、言语诸方面合于礼仪，便是“文质彬彬”；如果心有仁义道德，行为不合礼仪规范，便 是“质胜文”；如果心无仁义道德，仅行为符合礼仪规范，便被认为“文胜质”。“文胜质”和史家为 礼“陈其数”而“失其义”一样，都是行而无实，故也被视之如“史”。

（摘编自赵辉《文胜质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