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我们的大脑被改变了

       ①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可塑的，当人类生活方式改变时，大脑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远古人类首次发现如何使用工具开始，人类的大脑就受到迅速而明显的影响。数字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们每天离不开网络、离不开手机时，我们的大脑是否也被改变了？

       ②科学家认为，对网络科技的深度依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这在阅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书籍的深阅读与在网页上那种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的浅阅读是不一样的。美国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卡尔在《网络也有黑暗一面》一书中写道：“过去几年中，我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改变我的大脑，我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能最为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持久地阅读一本书或一篇长文，曾经易如反掌，我曾耗费数个小时徜徉在长长的文字里，我的大脑能够抓住叙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从而进行思考。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阅读两三页后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漂移了，我感觉我一直在试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到书本。”

       ③对书籍的深阅读需要耐心，而数字阅读堪称“耐心杀手”。以微博为例，浏览一个微博页面只要几分钟，眼睛在每条微博上停留的时间只有几秒。不断地扫视、浏览、搜寻感兴趣的关键词、点击阅读——这个过程因为信息的丰富、多样而足够刺激，但显然不足以锻炼耐心。一本优秀的图书通常是有内在的逻辑框架的，只有进入这一逻辑框架，才能说是阅读。而网络内容特别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每一条都互不关联，跳跃性的阅读当然谈不上逻辑了。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信息盛宴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维“碎片化”。

      ④数字时代，人类的大脑结构也被改变了。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触摸屏情有独钟。一些人因为在智能手机上面频繁敲敲打打而被戏称为“拇指族”。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重复运动却在不断塑造着人们的大脑。在一项实验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神经科学家邀请37位手机重度用户参与实验，其中26人用智能触屏手机，11人用普通按键手机。他们将电极连接在这些参与者头部，测试他们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在使用手机时，大脑皮层的反应。科学家记录下这些参与者10天的活动。结果显示，大脑皮层中拇指控制相关区域活跃度更高的是用触屏手机的人，而使用按键手机的则没有明显变化。使用触屏手机的次数越多，大脑皮层相应区域更加活跃。在数字时代长大的“数字原住民”，因长时间用拇指上网和操控智能手机，从而改变了大脑形成神经通路的方式。

       ⑤数字时代，人们更加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与人交往，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的能力却越来越弱。多动症、自闭症、抑郁症、躁动症和多任务癖好等现代疾病，与过度上网和玩视频游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父亲是位农民。他幼年丧父，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因而目不识丁。幸亏 “生活是本无字书”，他从生活中汲取了诸多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②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父亲有事出门，母亲睡在牛棚里看牛。半夜里，窃贼把牛棚的后墙掏出一个大洞，偷走了牛。那时，牛是农家的“半边天”，耕地、打场都指望着它。这下“半边天”塌了，母亲自责得吃不下饭。父亲回来，不但没怪她一句，反而微微一笑安慰她说：“不要气。大风刮走鸭蛋壳，财帛去了人安乐。”后来，父亲借钱又买了一头小牛。

    ③曾经，我家和二叔家共住一处老宅子。后来分家时，家当应一人一半，但二叔蛮不讲理地霸占了大半。父亲不和他争，母亲责怪他窝囊，他却淡淡一笑说：“不要争。争名夺利是枉然，临死两手攥空拳。”过了几年，二叔因为和他儿媳妇争一点儿菜地，气得突发脑溢血，匆匆离世。

    ④ 那年，父亲从集市上买回一棵核桃树栽在院子里，栽好之后摸着我的脑袋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栽上就卖钱。等着这棵核桃树给你结核桃吃吧。”可是，我在树下眼巴巴地盼了好几年，却仍然一个核桃也没结。听人说，核桃树有公母之分，母的结果，公的不结果。年年失望惹得我一肚子怒火，我拿着一把锯子对父亲说：“这棵核桃树是公的吧？还不如锯掉算了！”父亲拿过我手中的锯子，呵呵一笑：“不要急。天地从容，万物从容。”

    ⑤ 我只好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年，它终于结出许多青青圆圆的核桃。秋天，核桃成熟了，敲破果壳，吃着清香的核桃仁，我想父亲的话是对的。天地从容，万物从容，人也要从容。

    ⑥如今，每当闲暇时，我爱细细品味父亲的这三句箴言。“不要气”，教我做一个豁达乐观的人；“不要争”，教我做一个宽容厚道的人；“不要急”，教我做一个镇定从容的人。这三句箴言，虽然简短，却意义深远，每一次品味都促我反躬自省，让我受益匪浅。

某同学的帖子：读书可以养气。腹有诗书气自华，宋濂遍观群书，则有儒雅之气；苏轼饱读诗书，则有豪放之气。故多读则气足，气足则文华。

你的帖子：读书可以{#blank#}1{#/blank#}。

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

朱光潜

    ①从前有一个海边的种田人，碰见一位过客称赞他门前的海景，他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门前虽然没有什么可看的，屋后有一园菜还不差，请先生来看看。”心无二用，这位种田人因为记挂着他的一园菜，就看不见大海所呈现给他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天天横在他的眼前。我们一般人也是如此，通常都把全副精力费于饮食男女的营求，这丰富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生活需要之外，便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看看的。一看到天安门大街，我就想到那是到东车站或是广和饭庄的路，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天安门大街还有它的本来面目没有？我相信它有，我并且有时偶然地望见过。有一个秋天的午后，我由后门乘车到前门，到南池子转弯时，猛然看见那一片淡黄的日影从西长安街一路射来，看见那一条旧宫墙的黄绿的玻璃瓦在日光下辉煌地严肃地闪耀，看见那些忽然现着奇光异彩的电车马车人力车以及那些时装少女和灰尘满面满衣的老北平人，这一切猛然在我眼前现出一个庄严而灿烂的世界，使我霎时间忘去它是到前门的路和我去前门一件事实。不过这种经验是不常有的，我通常只记得它是到前门的路，或是想着我要去广和饭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经验愈多，关系也愈复杂，联想愈纷乱，愈难见到它们的本来面目。学识愈丰富，视野愈窄狭；对于一件事物见的愈多，所见到的也就愈少。

    ②艺术的世界也还是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世界，——是它的不经见的另一面。它不经见，因为我们站得太近。要见这一面，我们须得跳开日常实用在我们四围所画的那一个圈套，把世界摆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同是一个世界，站在圈子里看和站在圈子外看，景象大不相同。比如说海上的雾。我在船上碰着过雾，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戒惧。耽误行程还不用说，听到若远若近的邻舟的警钟，水手们手慌脚乱地走动以及乘客们的喧嚷，仿佛大难临头。真令人心焦气闷。茫无边际的大海中没有一块可以暂时避难的干土，一切都任不可知的命运去摆布。在这种情境中，最有修养的人最多也只能做到镇定的工夫。但是我也站在干岸上看过海雾，那轻烟似的薄纱笼罩着那平谧如镜的海水，许多远山和飞鸟都被它轻抹慢掩，现出梦境的依稀隐约。它把天和海接成一气，你仿佛伸一只手就可以抓住天上浮游的仙子。你的四围全是广阔，沉寂，秘奥和雄伟，见不到人世的鸡犬和烟火，你究竟在人间还在天上，也有些不易决定。

    ③同样海雾却现出两重面目，完全由于观点的不同。你坐在船上时，海雾是你的实用世界中一片段，它和你的知觉、情感、希望以及一切实际生活的需要都连瓜带葛地固结在一块，把你围在里面，使你只看见它的危险性。换句话说，你和海雾的关系太密切了，距离太接近了，所以不能用处之泰然的态度去欣赏它。你站在岸上时，海雾是你的实际世界以外的东西，它和你中间有一种距离，所以变成你的欣赏的对象。

    ④一切事物都可以如此看去。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取旁观者的态度，丢开寻常看待世物的方法，于是现出事物不平常的一面，天天遇见的素以为平淡无奇的东西，例如破墙角的一枝花，林间一片阴影或是一个老妇人的微笑，便陡然现出奇姿异彩，使我们觉得它美妙。艺术家和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跳出习惯的圈套，把事物摆在适当的距离以外去看，丢开他们的习惯的联想，聚精会神地观照它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看一条街只是一条街，不是到某车站或某商店的指路标。一件事物本身自有价值，不因为和人或其他事物有关系而发生价值。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凌冬不改清坚节(节选)

——忆陈望道先生

胡奇光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1957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这反右斗争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撇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啰。

(二)

1958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作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很是支持。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先生说：“复古派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我们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再也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些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流行语。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五)

大概在1974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84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辛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望老近来在修订《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看着我说，“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书刊，要体现批儒评法的精神，文中又要大引毛主席语录，这些于《发凡》实不相宜。我只说了一句：“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是全书的纲，不要改。”

“唔。”他好像点了点头，停顿一下，他又说：“至于修辞格还可以增些，如“影射”就可列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