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西汉刺史由秦朝的监御史演变而来，汉武帝为了监察地方郡国，将全国划分为了13州，在中央派遣刺史进行巡查。初设之始其权高位卑，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地方的官员及王国，“周行郡国”，“秋冬入奏”。到西汉中后期，随着刺史权力不断变大，日渐干预地方郡国事务，其职权广泛扩展至地方军、政、民、农、贡士等多方面。东汉时期，刺史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方官化了。

——摘编自江田祥《空间与政治：汉代交刺刺史部治所变迁及其原因探析》

材料二  《大宪章》先以教会自由奠定王国公共秩序的基础，继而通过修正的封建关系重塑王国的政治结构，辅以司法改革调整王国的整体治理，确认、授予并维护了王国自由人广泛不一的主体权利。《大宪章》试图通过男爵委员会（英国议会的前身）平衡封建结构……既是传统封建契约的细化，也是传统封建契约的革新。《大宪章》既形塑了中古英国的国家之制，又展现了中古英国宪制的整体图景。

——摘编自王栋《中古英国宪制的整体图景》

材料三 19世纪开始，旧制度在工业时代利用新财富孳生了越来越多的腐败。工人阶级愈加贫穷，他们对英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日益不满，导致社会矛盾呈现激化的势头。城市中等阶级率先发起了要求议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的社会运动。为彻底改变“旧腐败”，英国开始了一系列议会改革。

——摘编自唐朗诗等《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材料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请以“制度适应”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标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