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并一直在指导它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部署大规模5G测试网络。投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表示：“中国运营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执行政府政策，而大多数全球电信公司试图平衡竞争因素，因此自然会放慢投资步伐。”

    中国政府还承诺向中国运营商提供大量5G频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运营商相比，这种安排要宽松得多，在这些国家，运营商向监管机构支付数十亿美元，以获得使用频谱碎片的权利。

    为中国移动运营商建设基础设施的中国塔公司表示，在政府分配频谱后的3年内，该公司将有望实现5G覆盖中国。在美国，这一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因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

    诺基亚全球5G技术开发主管迈克墨菲表示，中国运营商将主要使用与3G和4G类似的频段，这将使它们能够重用一些现有的基站。但在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计划使用一种高频频段，这种频段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所需的基站数量是4G的3至4倍。运营商需要与每个城市就安装这些站点的合同进行谈判，一些城市已经发出了抵制的信号。

（摘编自《中国为何在5G领域遥遥领先》）

材料二：

    5G的“领跑”优势，来之不易，凝聚着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以中兴通讯为例，2013年至2017年，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563.1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约12%。2018年1—9月，研发投入为85.2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5%。

专利数字更为直观。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兴通讯专利累计超过7.3万件，全球授权专利累计超过3.5万件，其中5G专利申请超过3000件。

    中兴通讯研发的业界首个基于AI的5G网络切片商用运营系统，实现切片敏捷部署、智能分析和快速自愈，极大地简化5G网络运营，运维效率提升30%以上，建网成本降低约20%。

截至2019年2月底，中兴通讯已与全球30家运营商开展5G合作。

（摘编自《5G争夺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材料三：

    4月2日，在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上，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深度诠释了“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的观点，他通过实际案例对“5G改变社会”进行了阐述。

    5G可以实现4K超高清直播。1月13日，通过中国移动的5G试验网络，成功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4K超高清信号回传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机房，实现了我国首次5G网络4K传输。

    5G可以实现VR远程实时教学。中国移动通过VR将成都一个小学和四川凉山一个小学实时连接，经过5G传输，实现了“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坐在不同教室进行同一场教学。”

    5G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手术。3月16日，中国移动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

    5G可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比如环境监控、智能路灯、智慧政务等。此外，5G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智慧生产等。李跃认为，5G既是一个高速率低时延的移动网，又是一个可以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专用网，5G发展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摘编自《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5G发展将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材料四：

    在5日闭幕的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受关注。不过，一些业界人士也提出了这种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德国凤凰接触器公司通信软件研发负责人弗兰克·哈克梅尔在工博会上说，随着无线网络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5G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更加重视，而网络运营商应该负起更大责任。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5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而且全球业界已经有不少抵御网络风险的传统方法和安全机制。

（摘编自《工业领域的5G之路仍存挑战》）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 ) ，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合适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货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并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2018年的武大樱花季除了传统的樱花看点之外，就要数武汉大学在校园管理上的优化了。除了保持“实名限额、免费预约、双重核验”等基本政策外，还特别引入了人脸识别闸机，预约而来的游客需要“刷脸”才能进入校区。

    从2015年到2017年，人脸识别技术经历了从快速落地到多领域应用的井喷式发展。如今，坐车可以刷脸、支付可以刷脸、自动取款也能刷脸、甚至连公厕取纸都能够刷脸……没有一点点防备，“刷脸”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交通、教育、安防、社保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人脸识别能够独得市场认可，落地与应用都如此迅速呢？

    首先，相比于指纹识别必须要采集指纹信息，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它不需要被测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你露出你的脸，它就能在不经意间对你完成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在便利性和隐蔽性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因为人脸识别是利用可见光获取人脸图像信息，无需接触设备，因此不用担心病毒的接触性传染，在安全性和卫生方面更有保障。最后，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进行多个人脸的分拣、判断及识别，并发性特点让其在识别速度和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选自中国智能制造网2018年4月3日报道）

    材料二：

    上周公布了iPhoneX应用脸部识别功能，就在几天前，杭州一肯德基餐厅宣布可以刷脸支付了；农业银行总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推广人脸识别系统；旅游业界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刷脸技术——“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但不少业者与研究者也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做专题报告，对齐爱民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指纹、虹膜、面容甚至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被大量搜集存储，目前这些已经被采集的生物信息，其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齐爱民：指纹、虹膜、面容等生物信息毫无疑问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地址、电话号码等由社会生活经验等而形成的其他社会性抽象符号，这些生物信息直接采集于人体，体现个人的生理特性且与唯一对应。通常正是由于此唯一对应性降低了用户的被“复制”和“替代”的担忧。但在特殊情形下，指纹、虹膜、面容等此类唯一识别生物信息的收集，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推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中，一旦为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生活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

    鉴于此类个人生物信息可直接且唯一识别到个人，从个人信息理论分类角度，其敏感程度远高于一般信息，甚至可称之为“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信息”。鉴于其存在特殊风险，因此在保护层级上要高于“一般信息”，需要受到特殊关注和保护，但是以上讨论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未列入立法实践的议程。

    记者：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包括生物信息、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国外厂商大量搜集利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齐爱民：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个人信息早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在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个人信息跨国传输问题早就超越个人信息保护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为他国厂商广泛收集的情况下，其除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透视我国公民的消费习惯和购买倾向外，同样可以了解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出现的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被揭露出的冰山一角，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上述安全威胁却并未停止。在生物识别信息相关法律保护体系还未成熟之前贸然授予个人权限存在风险，尤其是在支付领域，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保留个人权限或者为其设定上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选自《数据人》第732期）

    材料三：

    用户上网产生的位置信息、购物历史、网页浏览痕迹等数据归谁所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论坛上，与会者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财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财产，难以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提到，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但人工智能收集、储存、加工信息的过程中，数据的占有和转移是无形的，也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建构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这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立法予以回应。

（选自财新网2018年4月27日报道）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材料一：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 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 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 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 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 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 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 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 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 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 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 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 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 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 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 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 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选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942年5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其核心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 群众”的问题，《讲话》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正是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创作的大趋势开始走向人民大众，走向民间。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新秧歌运动，从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到《白毛女》这 个集合全院力量创作的新歌剧，都是毛泽东提倡的雪中送炭的艺术。农民看了《白毛女》，投身 到批斗恶霸的土改热潮中；战士看了《白毛女》，高喊着“为喜儿报仇”，杀敌立功。鲁艺文工 团演员、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说《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支援了战争、支援了土改。延安文 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走向了新的道路，以鲁艺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错 纠偏，造就了延安的文艺繁荣。正是因为以人民生活为创作源泉，以工农大众为创作的主体对 象，鲁艺的文艺作品才会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这对当下我们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有 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讲话》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文艺，鲜明地指出文艺的人民性这一基本立场，只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的人民文艺。《讲话》中关于解决文艺 工作者的态度问题也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深刻内涵。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态度怎么样，同时也决 定着人民是否接受他们创作的作品。只有人民接受了，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普及；只有倾听了 人民的呼声，人民接受了、深入人民了、打动民心了，文艺作品才能不断地提高。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如是说。2014年10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同样将“人民性”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 位置。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 本位的文艺，要让人民成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摘编自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延安文艺”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