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材料一：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

材料三：依法执政能力是党领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效剂，具体表现为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城镇化进程中依法执政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制度难题、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面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是最好的化解之道。

    一方面，建立健全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从人口学意义上看，城镇化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构建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司法保障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长期帮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提高党对新型城镇化的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领导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要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城镇化政策的调整、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城镇地址和规模的确定等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摘编自焦晓云《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力》)

材料四：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摘编自彭焕才《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关键》)

    材料一

    2007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封存6年后，近日，囯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南海一号”的全面整理，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至8万件文物。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商船。船体长24.58米、宽9.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该船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但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

    亘古不变的大国情结、对祖辈盛世的迷恋与崇拜，对宝藏本能的探窥心理都让人们寄希望于在“南海一号”中寻找答案，“南海一号”的身世、沉船原因、千年不腐等谜题将随沉船的全面发掘而一一揭晓。可以预见，当“南海一号”最终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无论是否符合专家的预期，任何一条有关它的信息都将是引人注目的新闻。

    （摘编白《“南海一号”试捞20年沉浮录》，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5日）

    材料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海一号”考古领队崔勇介绍，此前“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目前船货清理进入尾声。“截至2018年，我们发掘的文物数量是143000多件，从目前看，剩下的预估还有一两万件，集中在后部几个船舱，总数可能会超过16万件。”

    考古人员介绍、由于目前大部分发掘已经到船底，船体下部保存较好，基本上确认了船体的整体打捞成功。船货清理提取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铁器、钱币，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

    崔勇表示，接下来“南海一号”将进入船体发掘和保护的阶段，船体未来有望整体展示。

    （摘编自《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货清理基本完成，文物或超16万件》，新华网2019年3月21日）

    材料三

    2007年12月22日，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从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底被整体打捞出水，一周以后，“南海一号”被搬进了阳江海陵岛上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里，一边开放陈列，一边继续发掘．这样的打捞发掘，费用昂贵：光打捞就要花费1亿元以上，建“水晶宫”又要1亿多元。为了一艘沉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这就要从20多年前“南海一号”的发现说起。这艘沉船是在1987年被发现的，同时打捞出一批珍责文物。由于经费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直到2001年才进行制图调查，2002年又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原来，“南海一号”是800年前的大型远洋货船，船长30米、宽近10米，载重量近800吨。发现时甲板已经腐烂，但是船身其他部分尚保存完好，船体的木质仍然坚硬如新，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宋代沉船，对了解中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都有极其珍貴的价值。船载货物以瓷器和铁器为主，初步估计有6万至8万件之多，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对于这项国宝的发现，采用整体打捞、室内发掘的新技术，来保证船身和物品的有效发掘和保存，是完全值得的。

    “南海一号”的发掘，也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的国际贸易航线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唐宋年间更为繁荣，宋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囯际上遥遥领先．隋唐年间海上运送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南海一号”就是见证。

（摘编自《为什么要花巨额经费打捞“南海一号”沉船？》，科普中国网2017年4月14日）

罗丹之约

铁凝

早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坐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1906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裸体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地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岩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势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正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融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的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须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座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的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3月10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获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有删改）

材料一：

①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 ， 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②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③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了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④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⑤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⑥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喚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⑦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选自何国盛的《“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材料二：

①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②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选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节）

材料三：

①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

②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

（选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有删节）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