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近日推荐：昨晚在群里看到《山果》一文，我看了两遍还是难以忘怀释手，真是感动人。太值得一读，中国还有太贫穷真善良的人！善良得叫人落泪无言。

山果

黄兴蓉

    我常抱怨日子过得不称心。我知道这么想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人朝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但是怎么算过得好？应该和谁比？我不能说不模糊。前些日子我出了一趟远门，对这个问题好像有了一点感悟。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约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地把背篓放下来，然后满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裤脚一长一短，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

    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便使劲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着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地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束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了很多核桃，但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地方，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才叫她出来卖核桃。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卖完核桃赶回来还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回到家。

    “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

    “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

    “走出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

    “刨除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

    “还不够路上吃顿饭的呢！”我身边一位乘客插话说。

    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的有干粮。”

    那位乘客真有点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

    “我已经吃过一次了，还有一包在核桃底下，爸爸要我卖完核桃再吃那些。”

    “你带的什么干粮？”那位乘客追问。

    “红薯面饼子。”

    周围的旅客闻之一时凄然。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要晚点半小时，火车停在了半道中间。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带来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买一点。”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女孩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

    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块钱一斤呢。”

    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把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生着吃也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

    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要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

    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容中对我表示着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4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十元钱，远远伸着手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点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

    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来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她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大爷们！”感激的泪水纷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时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灿烂阳光下的这个车站很快移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心里久久回荡着这名字：山果！眼里也有泪水流出来。车上一阵混乱之后又平静了，车窗外那一簇簇漫山遍野的野百合，静静地从灌木丛中探出素白的倩影倏尔而过，连同那个小小的沙窝站，那个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那些衣衫不整的农民工，那份心灵深处的慈爱消隐在莽莽群山中……

老人与剃头店

王丹枫

       拿起剃刀，就是一生。六十多年前入行做学徒时，他压根儿就没想这么多，只想讨口饭吃。

       剃头店老气横秋，还待在老地方。说来也算是奇迹，这条街的商铺拆的拆、挪的挪，唯独它岿然不动，凝望着疲敝的旧时古道和劫后的万卷斜阳。当然，关门是早晚的事情，四面八方的脚手架和挖掘机已虎视眈眈。

       店里的格局几乎没有变化，只是老摆设旧的愈发像古董。两张老式铸铁理发刮脸椅锈迹斑驳，像耄耋老人脸上的褐斑，坐上去挪动一下就“咯吱”作响，随时有散架的危险。红色木框大镜片前的长条窄木架上浸满了油渍，手动推子、折叠剃刀、剪子、梳子闲散地躺着，像酣然入睡的醉汉。墙皮剥蚀得厉害，不少地方已露出青砖颜色。屋内唯一鲜亮的是，墙上贴的二十多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星写真。水磨石地面似是被蚕咀嚼过的桑叶，到处是小坑。屋顶敷满了旧的发黄的报纸，正中央垂下一只原色难辨的吊扇，唯一的一盏钨丝灯泡不动声色发着稀薄的暖光，把人的思绪直往“油尽灯枯”这个词上拽。三十多平的剃头店里有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时光在这里老熟得快要睡去。

       还记得我走进店时他错愕的眼神，“剃头？”他很不确定地问了一句。“是的，修边。”我边说边径直走向刮脸椅坐定，他取出白布一甩，往我身上一搭，拿起手动推子，只听“咔嚓咔嚓”响，没一会儿，地上落了一层乌黑的碎发。

       “太稀罕了。”他边动推子边说，“小伙子，你是我这店里近十年来的第一个年轻客人。胆子可真大，就不怕我把你的头发给剃坏咯？”“怕就不进来了。”我答道。说实在话，我还真有点担心剃得太接地气。后来一看，真不赖。他说他孙子十六七岁后就再也没来这儿剃头了，看不上他这个老头子的手艺。说到这儿，老人深深地吁了一口气。镜子里的他一脸荒凉，与他堆雪的白发，遥相呼应。

       “要不要刮脸？”他问，“就是冲着这来的。”我这是头一回，蛮期待。他先用一块洁白的热毛巾敷在我脸上，软化胡须，一两分钟左右取下，再用毛刷蘸满肥皂沫涂在我的两鬓及胡须上，紧接着，见他取出闪着冷光的剃刀在发亮的荡刀布上来回荡磨，满屋子“嗞嗞啦啦”的清音在跳跃。他用左拇指和食指撑开我面部毛孔，刀锋上下翻飞，刀片在两指间轻松滑动，边刮边用手摩挲。他就像在鼓掌间玩催眠术的大师，我闭着眼快要闯进梦里。

       “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是这爿剃头店的对联，我刚进门时就记住了。问他这爿店人气最旺时火到什么程度，他说，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每天店门一开，十来张刮脸椅上坐满了客人，长条排椅上候着的人侃起了大山，外面排队的少说也有几十来号人。那时在这里剃头就是时髦。而今，这爿剃头店冷清的寂寥，剃完头跟他聊天的这几个小时里没一个人光顾。

       “找我剃头的都是在这条老街住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习惯了我的手艺。现在，这条街拆得快差不多了，大部分人家已经搬走了。一些老哥们都没来找我剃最后一次头，就撒手去了，太不够意思！”他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那些先他而去的老伙计们在隔空对谈。我再次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瘦得只剩下个框子，整张脸像揉皱了的虎皮宣纸，浑浊的眼神里尽是无字故事，苍老得那么教人心疼。_

       快八十了，人间事差不多都看遍了。干了六十多年剃头匠，他养活了膝下的一帮儿女。儿孙没有一个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即使在老式剃头店风行的年代，他也从未正式提出过让谁接他的班。他心里清楚，这门手艺到底是过时了，早晚有一天连同他的整个人都会被带进棺材里去的。

（摘自《中学生报》2016年2月）

惟有垂杨管别离

    许多年后，我常常想起病房里的岳老师与那个七岁的小病号。

    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这两人并不相识。岳老师曾经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所以这时的岳老师事实上已不再是老师了；小病号则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他三岁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

    住院的日子令人感觉灰败，如果不是飘进病房的柳絮通告了春天的来临，病人们全然没有注意到病房外的绿意。

    作为医院的老病号，在单调重复的日子中，岳老师与小病号自然而然地相识了。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后来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因为常跑医院，我与岳老师有些交集，他们的故事便进入了我的视线。四十多岁的岳老师，早已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当她给小病号讲课的时候，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终年苍白的面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

    每一天，只要两个人输液一结束，岳老师马上就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

    小病号毕竟年龄尚小，顽皮好动，病情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他便经常答不上来岳老师的问题。比如那句诗，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二十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就像是活生生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考查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岳老师愈发伤心。

    到了最后，连小病号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甲】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痛苦地抽泣起来，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小病号更多。岳老师自己的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见缝插针地给他讲课。病房里的教学最常见，瘦骨伶仃的小病号躺在病床上认真听，憔悴的岳老师坐在一旁小声讲。这场景神圣却也让人心酸。“既然没死，就得活出意义。”岳老师对我说。

    但是，她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岳老师夜夜失眠。

    深夜，她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说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

    九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捏他的小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哪知道，几分钟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开始，她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于是，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

    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五月间，阳光正好，窗台上有流泻的碎金。风暖暖的，有柳絮悠扬地飘飞，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蓬勃的生命的气息。

    小病号站在一楼的草地上，他脱去了苍白的病号服，穿上了黄亮的T恤，骤然显得挺拔了些，有了小小少年的英姿。他仰着头，紧盯着病房的那扇窗户，努力地挺着身子，双手在嘴边拢成个小喇叭，大声地喊着，一字一顿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病区。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句诗，但岳老师并没有应答，【乙】她正泪如雨下，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

    除了隐约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 听凭她哭下去，哭出悲，哭出喜……

    后来，我常想：生命的相遇相别，正如花开花谢，都是必然。但有些生命的碰撞，却会燃起星火，照亮彼此的人生。

（作者：李修文 有删改）

【注】[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出自《杨柳枝词九首》（唐  刘禹锡）。陌：街道。垂杨：即垂柳。管别离，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有惜别之意。

心中有间小书屋

    ①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晚饭后，我和老公在附近一条不常走的街上散步。路灯早早亮了，路两旁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闪烁的霓虹灯则为小城的夜色增添了几分妩媚。灯光下的人们或奔走于下班回家的路上，或继续经营着耐以生存的生意，整个街道并没有因夜色而沉寂，一如白天的喧嚣。

    ②我们缓缓前行，漫无目的地打量着街道两边的店铺，饭店、超市、五金店……那个小书屋就这样跳进了我的眼帘。最初吸引我的是玻璃橱窗上的那一层白纱，让店里的陈设变得隐约可见，多了一层朦胧，多了一分温馨，还多了几许妙曼。透过橱窗旁边的玻璃门，小店一览无余。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书屋，二三十平米，西边和北边沿墙各放一排高高的书架，上面满是书：东边放一长沙发，玻璃茶几，有一位女士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中间一片空旷处放一玻璃桌，几把椅子，两位男士坐在桌旁交谈。小屋上方垂着几盏别致的吊灯，橘黄色的光笼罩着，柔和而温暖。

    ③我指着书屋对老公说：“快看，这个书店不错！”老公看了看，也赞同道：“是不错！刚开张的吧，前几天我从这儿经过还没看到。”“走，进去看看。”我提议。谁知老公兴致不高：“改天吧，有点冷，我想回去了。”我有点不舍，再把目光投向书屋，我好像听到了有音乐在流淌，好像闻到了有香气在弥漫……

    ④后来，北风凛冽，不再散步。再后来，忙忙碌碌，这个书屋也被淡忘了。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晚饭后我独自散步，临出门时突然有要买一本书的冲动，便想起了那个温馨的小书屋。来到书店时，我却愣住了：明晃晃的灯把屋子照得如同白昼，书店原本不大的空间里又新增了不少半人高的书柜和方形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书，书柜书桌之间的走道仅供两人侧身通过。我转了转，满眼都是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肤浅庸俗的言情故事、粗制滥造的搞怪漫画……哪里还是半年前的那个弥散着书香的书屋啊！几许惆怅油然而生。

    ⑤一本本寻，一本本觅，终于找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两本散文，两本书灰头土脸的躲在角落里，感觉是从前没卖掉剩下的。我抽出了其中一本——《心是莲花开》，走向门边的付款台。店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正沉迷于网络游戏，我把书伸过去，好一会儿，他勉强抬起头看一下价格，又把目光转向电脑屏幕。我一边付款一边说：“你这个店变化好大呀！我喜欢原来的样子。”“哦？”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这还是那位店主吗？不是，应该不是，怎么能是呢？能把书屋布置成那样的人必定是个读书之人，必定是个爱书之人，他的眼里必定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周身必定弥漫着书卷的清香。当他决定把这个店转给别人时，心中一定有着万般的不舍，又有着万般的无奈吧！

    ⑥走出店门，沉重的脚步声告诉我：这儿，我再不会来。

    ⑦抬头望向夜空，星星已经困倦得睡眼朦胧，但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那曾经温馨的书屋在喧嚣的都市里或许不会长久，即使残存在角落里的或许额抵挡不了利益洪流的冲击。我们无法改变什么，却可以为自己宁静的生活、高雅的情趣坚守一方栖息地，沉默守望。

    ⑧好想拥有一间书屋，拥有一间静逸、温馨的书屋。我也会在窗上缀有白纱，清风徐来，纱随风舞；我也会在书屋里安放沙发桌椅，播放轻柔的钢琴曲；我还会在书屋一角放置几盆鲜花，让花香和墨香一起萦绕，心如莲花般绽放……

    ⑨温馨的小书屋没有了，却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国涛先生二三事

王祥夫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评论家、作家，李国涛先生60多年来笔耕不辍，左手创作评论，右手编辑，为山西文学的发展、山西作家的成长多有贡献。2017 年8月31日，李国涛先生仙逝。今特刊发作家王祥夫的忆念文章，以表达追思之情。

——题记

国涛先生口音很重，当然是徐州的口音，他的口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别“侉”。但你不会听不懂。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已不再做主编，感觉他那阵子很闲适，见面只说说散文，说说某某的文章。他那一阵子力荐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你没有我给你一本，我说有。有一次，他忽然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他本人的半身照，他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有一只鸽子落在他的手上。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无意中有只鸽子飞到手上挥之不去。他在信中还要我把这张相片给某某看一下，我当即明白，他心里是不愉快的，他其实对有些事情是不屑的。

国涛先生是个文化人，东四条唯一有文化气息的老人，及至他后来用“高岸”的名字发表小说，长篇中篇短篇加起来，真是吓我一跳。当时我很吃惊，我对他说，你这是老树开花，他只是呵呵笑。就是那次，他请我给他治印，印文为“高岸”二字，我当然答应，并且多给他刻了一方，七字白文：“老树著花无丑枝”。他看了喜欢，说，要钤( qián，印)在书上是不是有点不谦虚?我说，你不是老树吗?你那些新写的小说不是花吗?他瘪(biě) 了嘴哈哈笑，很开心。没过多长时间，他要

我再给他刻一方七字印：“抛却心力做诗人”。亦是白文，我那时只刻白文，嫌刻朱文麻烦。

国涛先生送我书，书上的两方印，一方就是“高岸”，另一方是“抛却心力做诗人”。一方正方略小，另一方也是正方而略小。

我去国涛先生家看他，带一点新绿茶，他马上就沏了喝，他一杯我一杯，且说些散文事。我让他给《羊城晚报》写点随笔，他说那边没认识的编辑，我说你给唐朝人，我对他说一声。国涛先生便写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又一次，他要我送他画，我自然乐意，便画三尺山水送他。他看过我送他的画，一高兴就去了里屋，很快拿出一卷东西打开让我看。那是他父亲画的山水，是四条屏，尺寸是四尺对开，不能说小，用笔是仿四王且一笔不苛。再细看，笔笔相接处法度亦严谨，而且四条均没设色。国涛先生说“我的父亲”，只四字，再没下文，登时顿住。我想他大概是怀念他家大人了。

再有一次，坐着闲聊，他问我现在写字作画研不研墨，我说要研，松烟漆烟是不一样的。他问我用什么砚，我说我家的砚很多，但我一直用我父亲生前常用的那个锅底砚，是老端，猪肝紫，很好用。国涛先生看着我，当即沉吟起来，说现在用砚的人不多了，过去我家的砚真多。我想知道国涛先生家到底有多少砚，就问他，有多少?他说了一句话，又吓我一跳。他说，过去他家的砚如果垒起来就是一堵小墙。他这么一说，我当下痴在那里。

国涛先生的小文章好看，有味道，能写他那样好文章的人东四条再无第二。国涛先生从不用电脑，手写，也就一稿，不怎么修改。我对他说还是改改好，他说，习惯了，就这么吧。

我很喜欢国涛先生。

(选自2017年9月1日《文艺报》)

灯景旧情怀

琦君

故乡的新年，从十二月廿三送灶神开始，一直要热闹到十五，滚过龙灯，吃过汤团，才算落幕。这样长的年景，对我这个顽皮童子来说，实在是太棒太棒了。

大年夜的“点喜灯”工作，是我的专利。吃完晚饭以后，阿荣伯就把山薯平均地切成一块块，把香梗也平均地折成一段段，插在上面；再打开一大包细细的红蜡烛，叫我帮忙，一根根套在香梗上，装在大竹篮里，由我拎着。他一手提灯笼，一手牵我到各处点喜灯。前后院的大树下、大门的门神脚旁边、走廓里、谷仓门前、厨房水缸边……统统都点了摆好。全个大宅院都红红亮亮、喜气洋洋起来。可惜蜡烛太小，风又太大，等我们兜一圈儿回来，有的蜡烛点完了。阿荣伯又打开一包来补上。这样补到东边又补到西边，我就说：“好累啊！站起蹲下的，头都晕了。”阿荣伯用红灯笼照照我的脸，摇摇头说：“吃了分岁酒，拿了压岁包儿，才做这么点事就累啦？不行，做什么事都要有头有尾。”

我在红红的烛光里，看见阿荣伯的鬓边有好多白发，我捧住他的手膀关心地说：“阿荣伯，你也长大一岁了。”他笑笑说：“我不是长大一岁，我是老了一岁。你才是长大一岁。”我说：“长大有什么好，长大了就会老，老了就会长白头发。”阿荣伯连忙阻止我说：“过年过节的，不要说这种话。等下子在你妈妈面前可不能这样讲。”我做出很懂事的样子说：“我不会讲的。我知道妈妈也老了一岁了。”阿荣伯叹息似地说：“大人总是要老的，只要小的长大，一代一代接下去就好了。”我听得心里酸酸的。回到厨房里，看见母亲正取下头上的银针剔菜油灯，剔得高高亮亮的。阿荣伯说：“太太，再加三根灯芯，五子登科呀。”母亲笑眯眯地说：“两根也一样好。两根是一双嘛。”我知道母亲舍不得菜油，向阿荣伯做个鬼脸，跑过去指着灯花大声地说：“一双就是文武占魁二状元啊。”母亲高兴地问：“你是哪儿学来的？”我得意地说：“阿荣伯教我的，是‘花会传’里的句子呀。”我逗得妈妈高兴，又捧了阿荣伯，不由得又快乐起来，刚才那种愁老的心事早又丢开了。

点喜灯的有趣节目以后，五天新年当然是没头没脑的玩乐，然后眼巴巴盼望初七的迎灯。“迎灯”就是“迎佛”，迎着佛相互拜年，也是庆祝丰年、歌舞升平的意思。父亲对于迎灯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大除夕祭拜祖先，是子孙们对先人慎终追远的孝思。典礼要隆重肃穆，祭品要简洁精致，却不是讲究排场。迎灯是一年之首，地方全体百姓，对神祇的佑护表示感谢，典礼不但隆重，还要愈热闹愈有排场愈好。

初七一大早，母亲就提高嗓门喊：“阿标叔，晚上的风烛都买好了吗？百子炮（鞭地）都齐全了吗？要越多越好啊！”母亲平时说话低声细气，一到过年，嗓门儿就大了。尤其是那个“好”字，尾音拉得长长的，表示样样都好。阿标叔也提高嗓门回答：“都齐全啰，丰足得很啰！”跟大除夕一样，初七晚上，他老早就把煤气灯点上了。呼呼呼的声音，听起来气派硬是不一样。阿标叔仔细地把好几尺长的风烛，用硬纸在捏手的芦苇柄上包成一个斗形，免得蜡油滴下来烫到手。风烛的队伍是愈长愈好，所以家家都有壮丁参加，背大灯笼，举风烛，提火把，还有沿路的“弹红”（即一堆堆的柴火烧得旺旺的），各家的路祭，几丈长的鞭炮，丝竹悠扬，锣鼓喧天，那热烈的气氛，把新年带上了最高潮。

我家前门深藏在一条长长的幽径里，后门临着大路，所以迎灯队是从后门经过的。我连晚饭都没心吃，老早就站在矮墙头上等。远远看见灯笼火把像一条火蛇似的从稻田中游来，我就合掌朝着那方向拜。队伍渐渐近了，高大的开路先锋摇晃着双臂过去后，就是乐队、香案、马盗。菩萨的銮驾在最后，晴天就坐明銮，可让大家一睹风采。马盗是七匹马为一队，村里的青少年画了脸谱，穿了短打武生的装束，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左顾右盼，好不令人羡慕。马盗有时一队，有时两队，愈多表示地方上愈富足。

最最盛大的迎灯已经结束，只剩下十五元宵节最后一场热闹场面了。

（节选自《灯景旧怀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