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诗没有兴趣，对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它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一个人不喜欢诗，文学趣味就低下。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这种人不但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正确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正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其他种种文学可有正确的了解，而且也绝不会觉到人生是干枯的东西。

（选自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有删改）

【甲】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节选自《品质》）

【乙】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便宜的如炒辣豆腐，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夏天，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男工人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退休的文质彬彬的会计，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而煤站的副经理，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节选自汪曾祺《捡烂纸的老头》，有改动）

烛照无人苍茫时

杜怀超

①水烛，其实就是菖蒲，亦名香蒲。我更青睐于水烛这个诗意的名字，水是滋润万物的元素，烛是照彻万物的光亮，水烛拥有照彻水面之下与内心之中的光芒，是世间少有的音符，是充满灵性的想象。

②水烛生活在水中，茫茫水域，无花无柳，却有这么一丛植物，从水底滋滋冒出来，遍身裹满碧绿，密匝匝地林立于水面之上，苍白空洞的时空充溢着生命的涌动。然后从深邃无言的水面上，从碧绿的内部，开始孕育，开花，到了秋天，茎干上端就会生出艳丽的蒲棒来，越到深秋越是膨大，颜色也由刚开始的淡黄逐渐变深，棕黄，直至绛黄。

③水烛本身的绿就够人细细品味了。能使一江春水，化作万顷绿波，摇曳在水波之上，拓展生命的足迹，让我们看到水是活的，甚至水面上的日子都是那么充满灵气。水烛看上去是纤弱的，不禁水面上的风雨，却蕴含着无限的坚韧之劲，从虚无处葳蕤一片绿地。在苍茫辽阔的水面上，一丛丛水烛在彰显着什么？一片水域的孤独伴随着一群水烛的孤独，一个万物相依的境界呼之欲出，水为水烛而生，水烛是点亮水的眼睛。那高飞的鸟群，偶然会把这片清凉的绿地当做停息的月台。

④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水烛的最后，上演的是灯火星散的一幕：西风下，原本凌波的傲然，只幻成了一绺绺的丝缕、团絮状物，带着细小的种子飘散四方，无数鲜活幼小的生命从四面八方开始新的跋涉。而在水底深处，水烛的根依然还在。根在，水烛就不会消失，那光芒就不会熄灭。

⑤我关注水烛，他们独处水域一角，在不知名的时空里，潜滋暗长，抽出细长碧绿的叶子，长出赫黄色的蒲棒。无数柔弱与秀美的绿叶，在晨曦的微风里，恰似披着长发的女子，站在诗经吟唱的河畔，遥望着，沉思着。

⑥据《礼记》记载，周朝时水烛与人们的生活就纠缠在一起了。农人把水烛的叶子晾晒干后，编成修身养息的蒲席。轻盈的蒲席，托着沉重的肉身，安置着农人栖息的夜晚。随着对水烛的熟稔，农人对水烛有了新的开拓。斗笠、草鞋、草席、草扇、草帘等走进了农人生活中。农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在旷野中行进。

⑦一旦一件物什与生命、生活息息相关，这物什就会变得神秘而深邃，水烛亦是。当水烛变成了传说中捉鬼专家钟馗手中的蒲剑，或走到端午的门楣，信奉自然、神灵的农人立马恭敬起来，这水烛不再是一棵植物，物性消失，神性生成。至今，多少农家小院，端午时节依旧高挂水烛、艾草，祛邪避灾。

⑧诗人们，则在水烛身上，找出性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蒲苇就是水烛。坚韧的水烛恰似《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执著爱情，至死不分离。这场爱情悲剧里，水烛由自然物转化成人的情感的承载物。这绵绵不断的情思，正是水烛与生俱来的气质，是大自然最牢不可破的的爱。

⑨一件件水烛的草编织品，似乎是我们生活的昨日镜像，用反光的方式，用可以穿透时空的自然之物，越过沟壑与深渊，抵达我们层层栅栏与樊篱的内心。用粗糙代替精细，用简朴代替豪华，用原始代替包装，还原生活的面目，还原生命的根本，还原人类的最初行走。在当今生活的微弱光亮中，我倍加怀念千百年前古人穿着蒲草鞋行走的背影，怀念那坐着蒲草垫挑灯夜读时的月色。因为在这些水烛编织品面前，我们找到了一种久已消失的光芒，与古人简朴生活的心灵互应、对接。正是水烛编织品，让我们复杂、浮华、虚化和迷乱的生活里有了本真的镜像，有了与日月星辰同在的草木本色。

⑩几千年前，我们就是靠着水烛、水芹之类走出时间的荒原，走出历史的封面。草根、草叶、果实、花朵等曾都是我们的腹中之物，一天，一年，一百年……用坚韧和卑微养活着人类。那时我们都是匍匐着身子在大地上寻找，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身子高不过任意一棵水烛。而现在，沿着水烛的微光，我们或许还能找到那些本真、质朴、坚韧……至少，在苍茫的寒冬，我们不至于在水烛四下纷飞之际，瞬间白头。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4月02日 24 版，有删改）

奇医·奇方

张舟平

    先生姓宋名华，幼时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十岁便随父习医，深得祖上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纪轻轻即成阿城名医。

    宋先生的药铺开在阿城的东街上，号“一文堂”，意即有一文钱可求医问药，无一文钱也可求医问药。药房门前大书一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宋先生怀有超绝的接骨医术。无人就诊时，他就在后院练手功。他将瓷碗砸成碎片和着胶泥装在一条布袋里，双手伸进去捏着，摸着，直到把碎瓷片捏成碗的全形。久之，那双手就有了起死回生的神力。遇到腰酸腿痛的，只需他轻轻一捏，便立时见效；折胳膊断腿儿的，一摸一捏也就接上了；有在别处断骨没有接好，到了宋先生手上，只见他冷观一眼，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朝那坏腿弯膊处猛地一推，一提，一拉，一捏，眨眼功夫，就给弄好了。

    就这样，宋先生每日坐诊“一文堂”，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有时，也有人请他去出诊。他从不要求来人为他配马备鞍，只骑着自家那头毛驴前去，嘚嘚嘚，洒一路清脆的蹄音，奔走四方，不辞辛劳，治病救人。

    这年秋天，日本鬼子打进了阿城。原阿城驻防司令麻五摇身一变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了阿城第一号大汉奸。

    一天夜里，宋先生正襟危坐在八仙桌旁捧读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突然，寂静的大街上传来一条游狗狺狺的惨嗥，似遭受了什么重物的捶击。接着一串哒哒的马蹄声响过来。随后，就有人跳下马，咚咚地砸门。

    宋先生打开门，面前那人提着一盏马灯，影影绰绰一身军人打扮。军人十分恭敬地问候宋先生。宋先生垂眼一瞅，知道来人是已投靠了日本人的麻五的副官。副官叫宋先生上马。宋先生略一沉吟，说，是你家哪位姨太太不舒服吗？副官说，是麻司令。他老人家今晚就寝前不知怎么回事瘫软不能站立了，有劳先生去看看。先生笑了，这就去吗？副官一只手提着马灯，一只手紧按着腰间盒子枪的枪套，语气冷冷地，马上去！

    宋先生扫了一眼副官，又微微一笑，说，好的。先生说着便去后院牵出了他的那头小毛驴。另一个伪军模样的人走过来，欲扶宋先生。先生摆摆手，抓住鞍辔，腿一跨，很矫健地上了毛驴背。走吧，他说，走吧。

    宋先生是在子夜时分走进麻五的驻地的。麻五在床上蛤蟆样哼哼着，见了宋先生，一连声说，先生救我，先生救我！这阵儿只觉着浑身酥软，像没有骨头似的。说着就要往起爬，竟是动不了。

    宋先生乜一眼一摊稀泥样的麻五，上前看了看病情，说麻司令病得不轻呢，我给你开几剂方药吃吃看。这里有两样药引子，是万万不可少的，你要务必弄到，方能见效。说罢端坐到一张紫檀方桌前，铺开纸张，挥笔就是一剂方药。药引子另纸附上，写的是：石松籽五钱，夏枯草五钱。

    三天后，麻五的副官骑着马又上“一文堂”来了。其时宋先生正在药房配药，见到麻五的副官，宋先生也没放下手头的活，只散淡地问一句，麻司令的病好些了吗？

    没有。副官说，先生你开的药剂好像疗效甚微。

    药理全对，怎能无效？这就奇了。宋先生放下手里的活，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家司令吃了枯草，可除草性；吃了松籽，当具松质。怎会无效呢？

    副官一脸茫然。

    宋先生缓缓地说，麻司令他把药引子吃到哪儿去了？

    当然是肚子里呀！副官觉得宋先生的话有些愚蠢。

    宋先生双手一拍，难怪不管用，我是要他把药引吃到心里去呀……

    副官莫名其妙地去回话了。

    当天，有人看见宋先生提着药箱，骑着毛驴去城外出诊了。

    从那天起，阿城的人们再也没见过宋先生。

    后来，有人传说，宋先生明里是个坐堂的郎中，暗里却在给城外赛虎岭上的抗日游击队供应着紧缺药品。传说又说，麻五的副官那天回去将宋先生的话一五一十学说给麻五后，麻五当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五官扭曲得极可怕。宋先生的那番话惹恼了麻五，他想暗害宋先生，但宋先生早已经参加八路去了。传说还说，宋先生当了八路，一身戎装，一改书生派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带领除奸队干掉了狗汉奸麻五……

    抗战胜利后，宋先生的名字和那张奇方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