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机关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是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古代希腊、罗马的分权与制衡思想，是整个西方分权学说逻辑进展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论逐步地使西方分权学说臻于完整。美利坚的缔造者们对欧洲的分权学说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提出了“立体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的理念思想。

——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

材料一：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词风委婉含蓄，清新淡雅……南宋词人辛弃疾词风慷慨激昂，豪迈悲凉，充满忧国忧民的爱国豪情。

材料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材料三：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形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材料四：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吸取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泛流行……（西夏）已是任用中国贤人，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考中进士后前往南京为官。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中，他经常看戏，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当时，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江南一座城市就是“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他向朝廷上书，痛斥和揭露当时弊政和贪官污史，结果被眨官到偏远地区。汤显祖后来弃官而归，专注于戏曲创作，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他不去应合潮流，而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时人记述说：“《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他随后创作的《南柯梦》《邯郸梦》，借梦境批判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

——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一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