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猩猩比专家还高明？                  

林　衍

埃利奥特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有着超高的智商与过人的谈吐，却无法决定用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写作，不能选择听哪个电台的广播，每到饭前必须到很多个餐厅比较菜单、环境甚至灯光效果，却往往徒劳无功。甚至当医生给出了两个复诊日期供他选择时，他都要花费足足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列出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简单说来，他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这一切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小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此后，埃利奥特就奇怪地丧失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即使看到刺激性很强的图片，如血肉模糊的脚或着火的房子，也变得无动于衷。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病例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的神经科学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理应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就不会刷爆信用卡。

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如何让那个大脑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书里，作者乔纳·莱勒这样解释埃利奥特现象——他损伤的脑区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专门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当某人被某道菜吸引时，情绪脑系统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而一旦这种神经连接受损，我们将无法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连刷哪张信用卡都不知道。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更该听从直觉还是分析做出决定呢？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进行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到一批大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海报，候选的作品是：一幅莫奈的风景画、一张凡·高的紫色百合以及三张有趣的小猫海报。

在开始选择前，大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一组为不思考组，凭感觉选择。另一组测试者的任务则复杂得多，他们要回答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不思考组 95%的测试者选择的要么是莫奈，要么是凡·高。但是，那些思考组的测试者却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小猫。而在几星期后的追踪访谈里，不思考组的测试者中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选了印象派，选择小猫的人则有 75%以上表达了后悔之情。

“分析过度会造成危险，你会失去知道你真得想要什么的能力，然后你选择了最糟糕的小猫海报。”威尔逊总结道。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进商场买衣服，我总习惯于把所有买得起的品牌看个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常常转天就后了悔，第一眼看上的则八九不离十。

心理学家迪克赫斯认为，直觉在决定中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情境。当面临简单的选择时，比如厕纸、灯泡等家用品，顾客往往只需要计算性价比这一种变量。这时，思考时间越长，做出的决定越满意。一旦选择局面复杂起来，理性就败给了感性。他曾观察过在宜家宜居购买家具的人，发现人们在分析各种选择上耗费的时间越长，往往后悔的几率就越高。

他的结论是：应该大胆启用理性脑解决简单的问题，因为这些分析不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难以承受。而情绪脑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直觉既不能比较商品价格也无法计算得失。当进行异常复杂的决定时，依赖理性脑则会让大脑皮层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而不堪重负，因为任何超过四个变量的问题都会让理性脑承受不了。这时候，直觉告诉你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情绪脑知道的东西往往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简单来说，情绪脑像是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而理性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计算器。

但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人们总是不那么容易看出某个决定是不是属于复杂的类型。比如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玩“升级”这种扑克游戏时，我常常把计算牌面上还剩下多少张主牌这种事情视为复杂的局面，并大胆运用情绪脑参与游戏。结果呢，就是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总是被大家的“过时计算器”打败，成了个喜欢“瞎出牌”、屡屡被对家鄙视的坏典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老街的生命

陈启文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浮荡着南方春天的漂浮物。一条东江宿命般流到这里。已是下游，河流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也带来了一座繁华的人间城郭。中学联盟十万株杜鹃花一夜之间全开了，南方总是充满了燃烧的信念，木棉花开，紫荆花开，一开就像热烈的、跃动的火焰。但这么多的杜鹃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春风吹过大地，我的两眼已姹紫嫣红。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传说中的老街。但它如同早已不知去向的失踪者。挡住我视线的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

    对于一条老街和一些老建筑，遗忘也许是最好的状态。然而，就在你打算放下某个念头时，一个不经意的转身，便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一条暗藏在高楼大厦背后的老街就这样出现了。它安详，低调，淡定，像一个驼背的老人。

    走进这条老街，一下就感觉到了历史的漫长，这条街是当年岭南除了广州以外最长的一条骑楼街，现在又是岭南骑楼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条街。坚持比决绝更难。如今，在广州，在东莞，在岭南诸城，许多的老街和骑楼都被拆除了，被一片片现代新城所占领，这是必然的。怀旧不属于南方，这里不需要怀旧也没有时间追缅什么。南方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充满了工业和现代化词汇——资本、研发、CPI、品牌……对这些我原本充满了抵触情绪的词汇，甚至是对纯正的汉语构成了污染的词汇，现在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了。南方就是由这些语词组成的，我就像感受这里的阳光、海风一样感受着它们的灿烂、活力和无与伦比的激情。在南方，我永远在不停地仰望，这也是我不断重复的一种姿态。

    在其他地方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骑楼，由于年久失修，到处破破烂烂，只余一些断垣残壁。它们的存在，仿佛是一种颓败而苍凉的坚持，好像在看谁能坚持的更久。拆，还是不拆?很多事都经历了过度的诠释，也成了现代人的一个悖论。很多地方拆了残破的老街，突然又后悔了，又开始拆刚建起没有多少年的高楼，然后建起一条条仿古的明清街、骑楼街。

    走进这条老街，看得出，它们也被重新修复过，粉饰过，古朴的气息里已混入了太多现代涂料和墙漆的气味，但骨子里的东西还属于过去的岁月。它们不是剩下的事物，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这些老建筑的背后，是人们在抵御着商业大潮和强大诱惑中的艰难坚守。

    没有历史内涵的老街和老建筑是肤浅的，仅仅只是作为怀旧或追缅而存在的老街和老建筑也只是另一种老照片式的陈列。房子得有人住，店铺得有人开，街道得有人走。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隔世的沧桑，还应该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让人感觉它的灵魂，听得见它的心跳。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把它们保存下来，也不过是一张历史蜕化的空壳。石龙的这条老街还是活的，听着一声声拉长了的吆喝声，让我觉得，很多早已消失的事物又像失踪的灵魂一样回归了这里。

    在这里开店做生意无疑也是一种坚持，门庭冷落，顾客稀少，看那些店主的表情，在执著的守望中已夹杂着焦虑疲倦之色。他们也许要一直耐心地等到蝙蝠开始在老街上飞舞，这里才有更多的行人和顾客出现。

    我看见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在这里摆摊。有人说，他前不久还是一个老板。现在，他又回来练摊了。这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一个富翁想要重新体验一下他当年艰辛惨淡的起步。他是真的在一场危机中完了，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还抵不上他欠下的债。

    我在街灯温暖的光晕里偷窥着，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起大落、背着巨额债务的南方男人，他是那样从容淡定，一条腿伸向前面。用一条后腿保持着平衡，这是一种随时都准备出发的姿态，或在一种下意识中完成。而更真实的，是他把接过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零钞，一元两元的，在手掌里仔细抚平，仔细地数过，然后折叠好，放进他的牛仔裤口袋里。他的这个动作，让我两眼咸湿，像海风的味道，一直伴随着我走出这条漫长的老街。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她已不太重要。一条广深线早已取代了当年的黄金水道，从石龙北上广州南下香港的距离，那条节奏缓慢的水路，一条船差不多要走上一天，现在已经缩短到了半个小时。我没有在这条河边停留，就直接奔向了每隔十分钟一班的和谐号。在南方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在十万株杜鹃花簇拥的大道上，我疾走如飞。

（选自《散文》2011年第5期，有删改）

沙漠玫瑰的开放

龙应台

    ①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滥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②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来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8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的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③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开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④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的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地大叫出来，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⑤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不就一把杂草，你们干吗呀？

    ⑥我愣住了。

    ⑦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能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⑧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⑨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⑩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二狗砸船

杨友

    龙河堡村交通很不方便，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春、秋、冬三季在大蒲河上架木桥，夏季汛期到来之前把木桥拆掉，村里人进出和外村人来往就全靠一条木船摆渡了。

    渡船是村支部书记的弟弟金发自己打造的。

    金发每天在渡口摆渡行人，乘船的人上船下船不用付船费。到秋后新木桥架好了，金发的渡船也卧篙了。金发就开着农用三轮车在十里八村挨门挨户收“船粮”。这是老辈子人留下的规矩。造一条木船要花很多钱，一个精壮汉子天天在河上撑船也是很苦很累的活儿，大家在水面上走干道，舒舒服服地过了河，给些“船粮”也是应该的。外村人见金发来收“船粮”，都知道金发很辛苦，每家每户都给他舀上三斤五斤粮食，谁也不吝惜。对龙河堡本村金发就多收一些，因为本村人每天都要过河，还有到镇中学念书的学生，每天早出晚归两次乘船。对本村多收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金发每年摆渡一个洪水季节，到秋后能收一万多斤粮食，按市场价至少能卖五、六千块钱。

    后来，金发又把本村收取“船粮”的标准提高了，原来按每户收2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20斤。到去年秋后就改为每户收4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40斤。整整提高了一倍。金发说，现在物价上涨了很多，汽车票、火车票都翻几番了，提高船粮标准也是理所应当的。金发一下子把“船粮”标准提高这么多，龙河堡的村民们背后议论纷纷，骂金发发财心切黑了心，简直是宰乡亲们！但人们不满归不满，“船粮”还是顺顺溜溜地按新标准给了。

    村里有个小伙子叫二狗，二狗对金发的做法非常气愤。年轻气盛的二狗决定自己打造新船，跟金发唱对台戏，把贪心不足的金发挤垮！

    二狗说干就干，请了木工伐树锯板，一条新渡船很快就打造完了。于是，今年龙河堡村的河边渡口上就出现了两条渡船。二狗的渡船下水后，他在渡口上修了一个上船下船的码头，并在码头上树起一块牌子，上书几个醒目大字：“义务摆渡，不收船粮”。

    二狗手握篙竿站在船头上向金发那边张望，见金发的脸气得变成了猪肝色，二狗心里很是得意，嘴里便信口哼起了“咚咯隆嘀咚……”

    龙河堡的几十个村民来到河岸边，望着河边泊着两条渡船，一个个都把步子停了下来，人群与金发的渡船和二狗的渡船之间形成了等距三角。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越雷池半步。

    上哪条船呢？一张张茫然的脸色仿佛面临生死抉择一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犹豫归犹豫，毕竟要过河，必定要乘船，谁的两肋下也没长着翅膀。人们在久久地面面相觑后终于有一个人向金发的渡船走去。于是，大家便相跟着一齐奔了金发的渡船。金发一见这情景立刻长了精神！一脸灿烂的微笑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人们接应到船上。然后解开缆绳，长篙一点，渡船缓缓向对岸驶去。一连三次往返把岸上的人全都摆渡过去了，金发也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金发心里却乐得直发痒，嘴里便悠然地哼起了小曲儿：“青山绿水好风光哟，情妹河边等情郎哟……”

    二狗一下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连三天，他的渡船冷落在码头边无人光顾，二狗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的事，乡亲们为什么要冷他的场？百思不解的二狗就想发火、骂娘！可是，跟谁发火呢？谁也没惹他。

二狗一气之下就把新打造的渡船砸碎了！

（有删改）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室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