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共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困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均是人而戴之为君，尊亲于父，则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势为从违而不知耻，生人之道蔑矣……治天下以道德，而不是法……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治学宗旨，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认为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