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无论是社学还是义学，都是本着为天下所有儿童提供同等教育的精神而开办的，但这样的教育理想在现实中总要打些折扣，比如明朝“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蒙学教育的私学形式是私塾，蒙师按照乡里最诚敬的礼节聘请……官学蒙师经乡民推举或地方官选定，“具书致礼”，正式聘任。……明清蒙学重视道德教育……从人的先天根基开始，通过启蒙教育，使之逐步趋成于圣人的人格和境界，奠定一生发展的道德与文化基础。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大众教育是19世纪后期的大众社会的产物……1900年，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义务性基础教育。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对工业家来说，大众教育培养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人。然而大众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政治性的，选举权的扩展需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义务性的大众教育向被教育者灌输爱国主义，使大众国民化，这为更高程度上的国家整合提供了机会。

——摘编自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批判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1988年，在儒学国际会议上，余英时先生说，儒学现在是一个游魂，东游西荡，没有一个附着的制度和实体。林毓生教授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了对儒学的一个全面批判。

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竖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认可。还有全球现在有400多所孔子学院以及当前的“国学热”。

——摘编自吴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评述材料中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与秦律相似，汉律亦有关于荐举官吏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而《汉书·王子侯表》也记载：陵乡侯欣“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汉律在秦律基础上，针对王侯、官吏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更相荐举”等诸法……执法的严格性，使朝廷法令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量，督使他们勤于政事，谨慎行事，以免有犯法之嫌。自汉之后，后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方面都非常重视“严于治吏”的举措。秦汉严于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孙喆《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清代王船山认为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因此必须裁汰冗员。王船山认为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说：“严者，治史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左传》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王船山“把培养官德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把廉政看作吏治的根本”。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所以他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喙息（即住嘴，此处引申为停止，收敛）而不敢逞”。

——摘编自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