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材料二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材料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将历史遗留下的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和收管。通过派慰问团，组织参观团和访问团，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形式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195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组成、类型、区域界线、行政地名、名称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颁布有关法律，增加一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1990年，新设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1992年，我国实行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将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省的部分地区列为沿边开放城市。

——摘编自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微历史轨迹制时代特点》

材料一：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