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以外，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暗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的像是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联系，真会撒手而去。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讽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重，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来着？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为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选自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东部的朋友来约我，到阳明山往金山的阳金公路看秋天的菅芒花。说是在他生命的印象中，春天东部山谷的野百合与秋季阳金公路的菅芒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如今，东部山谷的野百合，因为山地的开发与环境的破坏，已经不可再得，只剩下北台湾的菅芒花是惟一可以预约的美景。

    他说：“就像住在北国的人预约雪景一样，秋天的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雪呀！”

    我答应了朋友的邀约，想到两年前我们也曾经在凉风初起的秋天，与一些朋友到阳明山看菅芒花。

    经过了两年，菅芒花有如预约，又与我们来人间会面。可是同看菅芒花的人，因为因缘的变迁离散，早就面目全非了。

    一个朋友远离乡土，去到下雪的国度安居。

    一个朋友患了幻听，经常在耳边听到幼年的驼铃。

    一个朋友竟被稀有的百步蛇咬到，在鬼门关来回走了三趟。

    约我看菅芒花的朋友结束了二十年的婚姻，重过单身汉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呢！最慈爱的妈妈病故，经历了离婚再婚，又在45岁有了第二个孩子。

    才短短的两年，如果我们转头一看，回顾四周，两年是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天旋地转的时间了，即使过着最平凡安稳生活的人，也不可能两年里都没有因缘的离散呀！即使是最无感冷漠的心，也不可能在两年里没有哭笑和波涛呀！

    在我们的生命里，到底变是正常的，或者不变是正常的？

    那围绕在窗前的溪水，是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的，即使看起来不动的青山，也是随着季节在流变的。我们在心灵深处明知道生命不可能不变，可是在生活中又习惯于安逸不变，这就造成了人生的困局。

    我们谁不是在少年时代就渴望这样的人生：爱情圆满，维持恒久；事业成功，平步青云；父母康健，天伦永在；妻贤子孝，家庭和乐；兄弟朋友，义薄云天……这是对于生命“常”的向往。但是在岁月的拖磨里，我们逐渐看见隐藏在“常”的面具中，那闪烁不定的“变”的眼睛。我们仿佛纵身于大浪，虽然紧紧抱住生命的浮木，却一点也没有能力抵挡巨浪，只是随风波浮沉。也才逐渐了解到因缘的不可思议，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的。

    我们可以预约明年秋天山上的菅芒花开，但我们怎能预约菅芒花开时，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也许可以预约得更远，例如来生的会面，但我们如何确知，在三生石上的，真是前世相约的精魂呢?

    在我们的生命旅途，都曾有过开同学会的经验，也曾有过与十年、二十年不见的朋友不期而遇的经验。当我们在两相凝望之时常会大为震惊，因为变化之大往往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每次在开同学会或与旧友重逢之后，心总会陷入一种可畏惧的茫然，我畏惧于生之流变巨大，也茫然于人之渺小无奈。

    思绪随着茫然跌落，想着：如果能回到三十年前多好，生命没有考验，情爱没有风波，生活没有苦难，婚姻没有折磨，只有欢笑、狂歌、顾盼、舞踊。

    可是我也随之转念，真能回到三十年前，又走过三十年，不也是一样的变化，一样的苦难吗？除非我们让时空停格、岁月定影，然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深深去认识生命里的“常”与“变”，并因而生起悯恕之心，对生命的恒常有祝福之念，对生命的变化有宽容之心。进而对自身因缘的变化不悔不忧，对别人因素的变化无怨无尤。这才是我们人生的课题吧！

    当然，因缘的“常”不见得是好的，因缘的“变”也不全是坏的，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萧飒的风使菅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定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

    在岁月，我们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人生，我们走过了许多冷暖炎凉。我总相信，在更深更广处，我们一定要维持着美好的心、欣赏的心，就像是春天想到百合、秋天想到芒花，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

    尚未看到菅芒花的此时，想到车子在米色苍茫的山径蜿蜒而上，菅芒花与从前的记忆美丽相迭，我的心也随着山路而蜿蜒了。

翻浆的心

    那年，我放假回家，搭了一辆运送旧轮胎的货车，颠簸了一天，夜幕降临才进入戈壁。正是春天，道路翻浆^①。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找死吗？”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是个青年，穿着一件黄色旧大衣，拎着一个系着鬃绳的袋子。

    “我要搭车，我要回家。”

    “不带！哪有你的地方！”司机愤愤地说。

    “我蹲大厢板就行。”

    “不带！”司机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人抱住车灯说：“我母亲病了……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我母亲想吃……”

    “让他上车吧！”我有些同情地说。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厢上爬，“谢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我找到司机身后小窗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里窥探。

    朦胧的月色中，那个青年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里。每一次颠簸，他都像被遗弃的篮球，被橡胶轮胎击打得嘭嘭作响。

    “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司机说。

    这一次，我看到青年敏捷地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礼物。“哎呀，他偷我东西呢！”

    司机狠踩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我顺着小洞看去，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司机说：“车速这么快，他不敢动了。”

    路面变得更加难走，车速减慢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地盯着那个小洞。青年也觉察到了车速的变化，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

    我痛苦地几乎大叫。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再看青年，他扑倒在地，像一团被人践踏的草，虚弱但仍不失张牙舞爪的姿势，贪婪地守护着我的提包——他的猎物。

    司机继续做着“高难”动作。我又去看那青年，他像夏日里一条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

    道路毫无先兆地平滑起来，翻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司机说：“扶好你的脑袋。”就在他的右腿狠狠地踩下去之前，我双腿紧紧抵地，双腕死撑面前的铁板……

    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个青年，在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面前，可能要被卸成零件。“看他还有没有劲偷别人的东西！”司机踌躇满志地说。

    我心里安宁了许多。只见那个青年艰难地在轮胎缝里爬，不时还用手抹一下脸，把一种我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弹开……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这时，他扎在口袋上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提包里的东西搬进去呢……

    “他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显出隐隐的笑意。

    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村最近的公路，他家那儿是根本不通车的，至少还要往沙漠腹地走10公里……

    那个青年挽着他的口袋，像个木偶似的往下爬，跪坐在地上。不过才个把时辰的车程，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土黄之外，还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学学啦……学学……”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了“学”。

    他说：“学学你们把车开得这样快，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学学……”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你停下！”

    “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我很严正地对他说。

    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青年迷惑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不堪重负的样子。我敏捷地爬上大厢板。我看到了我的提包。我摸索着它，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突然触到鬃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袋子上那截失踪的鬃绳。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大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有删改）

【注】①翻浆：春暖解冻时，地面或道路表面发生裂纹并渗出水分和泥浆。

椰 子 糖

虔 谦

    周六我在公司加班时，突然一阵晕眩，摔倒在地。和我一同加班的琼扶起了我，问：“琳，你怎么了？没事吧？”

    我头很晕，浑身乏力并颤抖。我用手指着我办公桌的抽屉说：“请你打开那个抽屉，拿两颗糖给我好吗？”琼打开了那个抽屉——“椰子糖！”他说了一句。两颗椰子糖下肚，我感觉好了一些。聪明的琼见状，立刻冲了一杯糖水给我喝。我的精神恢复了过来。

    离开公司时，琼不放心我自己坐公车，亲自送我回家。“到我家玩玩吧？”半路上他问。他家就在公司和我家的中间。四个月来，他一直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一直都没去。“好。”这次我满口答应。

    到了琼的家，琼的父亲汤姆森先生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正在桌上整理着什么。琼告诉他父亲我今天发生的“状况”。汤姆森先生听了若有所思，说：“嗯，身边常带着糖，这很好。”又补充道：“有时可以救命哦！”

    琼向我解释说：“我爸爸和你一样，出门都要带糖。你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个小玻璃器皿，那里满装着糖。“椰子糖！”我忍不住叫了一声。“是的，是椰子糖。”汤姆森先生说，“这习惯是我爸爸传给我的。我正在整理他那些老照片。”我一看，果然，桌上的书书本本堆里，放着不少照片。

    琼一听就来了劲，“对了，琳，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爷爷是空军，二战时到了中国。有一次他的飞机被敌军击落。他受了伤，被一个中国少年救起。那少年给了我爷爷几颗椰子糖……怎么了？”琼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打住话头问道。

    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我的心跳加速了起来。“你没事吧？”琼担心了起来。我先是摇摇头，然后说：“琼，我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爷爷的故事。”“你爷爷的故事？”汤姆森父子俩一起向我靠近了过来。

    “嗯。我爷爷十五岁那年，在山地里遇见一个受伤的美国飞行员。敌人还在搜捕，于是我爷爷把他背到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脱下衣服帮他包扎伤口。飞行员流了很多血，很虚弱。我爷爷跑回村子叫了人来帮忙，还用他一直舍不得花的保命钱，买来了几颗椰子糖，当场给那个飞行员吃了……”莫名的情绪让我语咽。

    “你爷爷现在在哪里？”汤姆森先生急切地问。

    “他……他过去也常常提起那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

庙的回忆（节选）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暝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明，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地回想，不由地眺望，不由地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的雕像。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选自散文集《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