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深深

    ①“很抱歉，儿子，我们没钱。”这句话真是字字如雷，似要敲碎我的心灵。那是1964年，我13岁，正值崇拜偶像的年纪。我迷恋甲壳虫乐队，剪了同样的发型，拥有一把挺好的吉他，独缺音箱。而我必须有一个音箱，否则不能组织自己的乐队。所以爸爸的话刚出口，我觉得甲壳虫乐队的《失落者》仿佛专为此而唱。

    ②但同往常一样，爸爸总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咱们自己做！”他说。

    ③自己做？我满心怀疑，但别无选择。从此，日复一日，爸爸牺牲所有的闲暇时光，和我一起为做“咱们自己的音箱”挑选木材、喇叭、蒙在音箱上的编织布料，甚至毫不足道的黏(nián)胶(jiāo)。终于，我们完工了，我也将组队参加学校的比赛。但我心底始终有个疑惑挥之不去：花在材料上的钱几乎可以直接买一个音箱，我们为什么自己做呢？

    ④比赛的日子到了。当我去后台时，竞争者们陆续来查看我的家当。最后自制的音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人问：“什么牌子的？自己做的吗？”我窘得无言以对，只能坦白“招认”：“是的，我爸爸和我一起做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由不屑变得十分羡慕，甚至有些妒忌：“唉，我爸爸从来不和我一起做这些事。”

    ⑤羞愧顿时烟消云散，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我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爸爸！”他可以无私地奉献他的时间和精力，只是为了陪我美梦成真。这时，我看到爸爸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正对我微笑。

    ⑥我的乐队最终没能获奖，因为自制音箱的音乐不够流畅、华美。但我没有感到太多的沮丧，我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爱因斯坦的快乐糖果

    一个上午，爱因斯坦刚要走出办公室，助手过来告诉他：“有人想请你周末去做一次演讲，报酬是一万美元。”

    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犹豫，便一口回绝：“我周末有安排，没时间。”

    “难道您不能少给苏菲少补一次课吗？”助手知道他每个周末都去给读初中的小女孩苏菲辅导数学。

    “不能，我还想着他的糖果呢。”爱因斯坦笑眯眯的说道。

    “他的糖果就那么甜吗？”助手不不明白他对那个偶然认识的小女孩为何那样用心。宁可多次推掉为自己赢得更大声誉、赚得丰厚报酬的讲座、报告，也要风雨不误地去给她辅导数学。要知道苏菲给他这位“数数学特棒的老头的报酬，就是将她的糖果分给他一半。

    这一天，看到爱因斯坦从苏菲那儿回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那样高兴。

    爱因斯坦告诉助手：“苏菲的老师夸奖了她的进步，说她找了一个优秀的家庭教师。小姑娘也特别高兴，奖励了我一把糖果，这让我感到特别的愉快。”原来，在这位大科学家眼里，小女孩灿烂的笑容和一把普通的糖果，就是甜润生命的最好的甘泉。多少年过去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但那一把糖果，那份一尘不染的真爱纯情，却穿过沧桑岁月，向我们传来依然甜润心灵的缕缕芬芳。

耐磨的人生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右手。炎炎夏日里，我到他的小书屋去选书。我本来打算要穿一件凉爽的短袖汗衫出门的。可是，临行前我毅然换了一件长袖衫——我忘不掉两年前他在酷暑时节穿一件长袖衫对我说“我今生再也无福穿短袖汗衫了”的悲苦神情，我希望这件长袖衫从我身上蒸出淋淋汗水，希望这淋淋汗水能多少减淡一点儿朋友的哀伤和痛楚。当我出现在那间小书屋时，朋友热情地迎上来与我握手。两只左手紧紧相握的瞬间，我俩都忍不住看着对方的衣衫大笑起来——因为，朋友居然穿了一件短袖汗衫。

    朋友说：“谢谢，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倒退两年，我还真的特别需要你这样做，但现在不同了……不瞒你说，刚出事的那阵子，我认为我活不下去了，我说什么也接受不了没有右手的残酷现实。我笨拙地穿衣，歪歪扭扭地写字，刮胡子的时候，把脸刮得鲜血淋漓，上厕所都十分不方便……我哭，我闹，我摔东西，我把脑袋剃得溜光来发泄。后来，我就劝自己：别想那只手了，行不？瞧瞧人家古人多豁（huó  huō）达，满嘴的牙齿都掉光了，却说：‘口中无碍，咀嚼（jiáo  jué）愈健。’一个叫达克顿的外国人，曾以为除双目失明以外可以忍受生活上的任何打击，可他在60岁的时候，却真的双目失明了。这时候，他说：‘噢，原来失明也是可以忍受的呀！人可以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所有器官都丧失知觉，我也能在心灵中继续活着。’慢慢地，我平静下来。我开始穿着短袖汗衫出门，坦然地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我终于明白，我其实有一条韧（rén  rèn）性十足的命，它远比我想象中的那条命耐磨得多……”

    那一天，我倒（dǎo  dào）空了自己的钱袋。我跟自己说：多选一些书吧，这间书屋的书一定富含灵魂之钙。

（二）生之喜悦

    美国西海岸的边境城市圣迭戈的一家医院里,长年住着因外伤全身瘫痪的威廉马修。当阳光从朝南的窗口射入病房时,马修开始迎接来自身体不同部位的痛楚的袭击——病痛总是早上光临。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折磨中,马修不能翻身,不能擦汗,甚至不能流泪,他的泪腺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而萎缩。

    年轻的女护士为马修所经受的痛苦以手掩面,不敢正视。马修说: “钻心的刺痛难忍,但我还是感激它——痛楚让我感到我还活着。

    马修住院的头几年,身体没有任何感觉,没有舒适感也没有痛楚感。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有一部分神经已经再生,每天早上向中枢神经发出“痛”的信号。

    在痛楚中发现喜悦,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荒唐。但置身马修的处境,就知道这种特定的痛楚不仅给他带来了喜悦,而且带来了希望。当然一个重要前提在于,马修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过去马修经历过无数没有任何知觉的日夜。如果说,痛楚感是一处断壁残垣的话,无知觉则是死寂的沙漠。痛楚感使马修体验到了“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一种价值体现——医疗价值与康复价值的体现。当然,马修不是病态的自虐狂,他把痛楚作为契机 ， 进而康复,享受到正常人享有的所有感受。谁也不能保证可怜的马修能获得这一天,但他和医生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因而他盼望痛楚会在第二天早晨如期到来。

她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态度(节选)

    人们可能会目击到很多触目惊心的环境灾难，但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会在心痛之后起而呼吁。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女摄影师丽贝卡·霍斯金到夏威夷海域拍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中途岛上的一幕惨景让她心灵震颤：数百只信天翁倒在海滩上。

    这些美丽的鸟已被阳光曝晒，各种塑料残渣都从死亡的信天翁的胃中暴露出来。显然，这些鸟是在吃了塑料残渣后窒息而死的。

    更糟糕的场面接二连三：鲸、海豹、乌龟都死于塑料残渣。凡是海洋上漂浮塑料残渣比较集中的地方，海滩上必能见到动物成片死亡的惨状。在中途岛下风方向地带，丽贝卡看到好几千只刚孵化出的信天翁雏鸟要么死亡，要么软弱地匍匐在地。她捡起一只活着的小鸟，它啄着她的手指，很快就死去了。那一刻，丽贝卡在气愤和郁闷中崩溃了。

    回到故乡英国莫德博里镇，丽贝卡剪辑完纪录片，便开始策划禁止塑料袋的活动。一个月时间内，她和儿时的朋友一起向家乡人展播野生动物生存的实况录像，邀请小镇上43个零售商在酒吧边看纪录片边商议禁止塑料袋的行动计划。6个月的实验后，这个随手丢塑料袋的城镇里的人们全部用上了布袋。

    莫德博里成了欧洲第一个全面禁止塑料袋的城镇，丽贝卡的勇气和行为在英国家喻户晓。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负责人说：“她在几个月内改变了英国人对塑料袋的态度，她把太平洋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生活的国家联系起来，她应当是英国的首相。”

    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发表他上任后的第一篇“绿色讲话”时提到，他将召集所有超市的高管开会，讨论如何消除塑料袋。“我相信我们能消除一次性使用的塑料袋，找到可持续使用的替代品。”没有人游说，也没有辩论，丽贝卡用行动说服了首相对塑料袋开战。布朗致信莫德博里镇的行政官员，“莫德博里的人应当为他们所表现的领导作用感到骄傲”。

    丽贝卡感到高兴，她热衷的仍是拍摄纪录片，并且在业余时间到海边捡垃圾，其中2/3是塑料垃圾。19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她 ， 2007年11月获得“全英环境与媒体奖”。

做陶器（节选）

    我不知用了多少笨拙的方法去调合陶土，也不知做出了多少奇形怪状的丑陋的家伙；有多少因为陶土太软，吃不住本身的重量，不是凹进去，就是凸出来，根本不合用；又有多少因为晒得太早，太阳热力过猛而晒裂了；也有多少在晒干后一搬动就碎裂了。一句话，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找陶土，找到后把土挖出来，调合好，运回家，再做成泥瓮。结果，我工作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做成两只大瓦罐，样子非常难看，简直无法把它们叫作缸。

    我大缸做得不成功，但那些小器皿却做得还像样，像那些小圆罐、盘子、水罐、小瓦锅等等，总之，一切我随手做出来的东西，都还不错，而且，由于阳光强烈，这些瓦罐都晒得特别坚硬。

    但我还没有达到我的最终目的。这些容器只能用来装东西，不能用来装流质放在火上烧，而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过了些时候，一次我偶然生起一大堆火煮东西，煮完后我就去灭火，忽然发现火堆里有一块陶器的碎片，被火烧得像石头一样硬，像砖一样红。这一发现使我惊喜万分。我对自己说，破陶器能烧，整只陶器当然也能烧了。

于是我开始研究如何控制火力，给自己烧出几只锅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