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一直认为，整个存在，包括宇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原因。西方艺术的源头是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建筑的空间位置讲究各种数比关系和几何秩序，人体雕塑中各种秩序、比例的和谐是希腊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因此西洋画特别讲究从形体光色关系上苛求细节、越来越精细逼真，毫发不左地模仿自然，刻意求实，然而东方民族的整体自然观．导致中国人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认为越是想努力把握自己所面对的自然，便越是难以把握其原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在中国艺术家看来，人是万物万象中的一个有限物，他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在“以为有物”，而“未使有封”之际，方可保留天机的完整。而“一旦有封”(分类、概念化)， 一旦有“是非”之分(有判断)，天机的完整性便开始分化、破碎。因此，中国艺术家认为，写实只是雕虫小技，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为人是无法表现自然之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封死则道亡”。这一切都使中国艺术家放弃再现和模仿自然的冲动。中国画的意境是虚静空灵，笔墨是简率疏淡，他们遵从庄子的指引，“无知”，“无为”、“无我”、“心斋”、“坐忘”。因为“有我”，才会有恐惧，有苦恼。西方人就是因为“有我”，才会妄自尊大地想要规划世界，解释世界。而“丧我”、“无知”，不用自己的思维分解这个世界，就能量新拥抱原有的具体的世界。因此，依照老庄哲学，中国人在自己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中，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反而找到了“离形去知”的解脱方式，这成了中国人拥抱自然、跃身大化、天人合一的内在动因。艺术家只有放弃对物象外形的追求，才能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现象内部而与之呼吸与共。在中国画中和谐生动、灵气往来，艺术家浑然坐忘于山水花鸟之间?如树，如山、如水、如云。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说： “中国画虽然讲究空灵，却又最写实，最超越自然而又最接近自然，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本身。”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其思维的特点是“抽象而不彻底”，是带有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问的一种状态。

     因此，由于东方人的哲学，由于坚信人用“心”思考，而不像西方入很早就知道人用“脑”思考，这样的哲学，触动中国人的是“抽象而不彻底”的美感(粱漱溟先生用“心役于形”概括)。东方人接受了不可理解的天地万物的存在，并一直同这种无意义性共处，故在东方人看来很自然的表意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同生活本身—样没有形式、—样正常，一样无理挫，如果西方艺术家认为东方音乐“没有意义”，那么，东方人完全可以回答，这是自然本身的无意义性，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没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而一切西方古典文学、艺术都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_的理性次序。西方艺术传统还对崇高和平庸的、事物严格加以区分，要求以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处理最崇高的主题，因此对东方人盛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趣味目瞪口呆，不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家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古典艺术传统普遍不满，甚至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整个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20世纪的西方艺术评论家说：“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倾向一一要成为科学*．可谓—语中的，而摄影和影视技术的出现更让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理想无立足之地，他们感到了理智的苍白与可怕。辜鸿铭老先生看得真切，他说现代西方艺术乃至人文学科是在。心灵与理智的可怕战场”上厮杀，是在“洒满墨水的世纪”为求生存而战斗，可斗来斗去，仍然摆脱不了科学的纠缠，这不，它们双双走在“彻底抽象化”的道路上，只不过科学是理性的抽象化建构，艺术是用抽象表达对非理性的尊重，真是貌离神合啊!

                                         一一选自《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有删节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母语怎可成为“繁盛的荒原”

杨早

    月是故乡明，话是乡音亲。“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故乡”，这句论断大概无需讨论，只是生活实践中容易健忘，就像如果不是遍地雾霾，很少有人会觉得好空气比好手机更重要。有些东西失去或即将失去时会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母语虽然并未消亡，但当下也颇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个好的社会语言体系，或者说，一种母语，应当是丰富而多元的。俗语有亲切之益，雅言有出尘之美。跟方言与共同语的并存一样，雅言俗语也要能共冶一炉，才是美好的语言生态。不过近一百年来，母语的生态破坏相当严重，一方面，是“雅言”有异化为“大话”“空话”“套话”之弊，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多新的世代都会在学校里、社会上习得一套高越而空洞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俗语”的重口味化与单调化也甚嚣尘上。

    我并不反对语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过常常对其中某些趋向保持警惕。以年轻人表达情感的主流形式来说，一是语言的重口味化，人人都滥用表面无害却含意粗俗的语言，习以为常之后，会让轻微细腻的表达变得无感；二是语言的可视化，这里不只指年轻人爱用的颜文字、表情包，还包括“挠墙”这样情感的通用表达式，虽然动态十足情感鲜明，但也会让个体不同的复杂的情感变成有限的模式化表达。再加上流行语的滥用，既反映了现代生活反个性的模式化倾向，同时也让我们本来丰富多彩的母语变成“繁盛的荒原”。

    现代社会新的“雅言”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可不赞成以所谓的“古雅”为美，尤其是用半通不通的文言书写时事。从清末到民初，很多脱胎自文言文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都曾惋叹自己不能写一笔流利清晰又不乏美感的白话文章，而只能是半文半白的“半大解放脚”。中国现当代文学众多作者一百年于此不懈探索，才让白话也有成为“雅言”的可能。而当书写变得过于容易，语言便容易汗漫无所依，像今天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言，日更六千或万字，有多少作者还顾得上在语言方面下功夫？在此背景下，重视语感，讲求炼字，便成为一种难得的自觉。

    进入新媒体时代，前进的道路上仍然荆棘密布。上千万的微信公众号写作，如何在保持语言鲜活平易的同时，避免“文艺腔”“鸡汤腔”这种新的陈词滥调，避免“读文章变成读标题”的碎片化阅读，又变成了语言自净的重大命题。一种闻一知十，热衷套用，惊叹号满天飞的语言，无论如何称不上优美的母语。

    理想中的母语，应该既有合理的分层分域，让表达得体而有效，又有着无垠的更新资源，任何语种、任何创造都可以冲击表达的习惯，同时又能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更重要的是，母语应该包含尽可能自由的表达，以促进自身的多元化。比如在我们的母语中，一个生动的词汇或短语出现了，我们高兴，但又知道它使用时的边界，满屏“洪荒之力”“友谊的小船”也委实让人厌烦。能写出新鲜时尚的语句，也能转换典雅或平实的风格。

    食无定味，适口为佳，美好语言的标准无非两条：有效，悦耳。在人人想着创新的年代，自觉认知与坚守语言的底线，才能让我们的母语故乡变得更加美好。

（选自2017年02月21日版《人民日报》，略有删改）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应

    ①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是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奥运中对人的体能、技巧的挑战体现着古希腊人的竞争与开拓意识。在古代奥运会文化背景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捍卫个人的独立性。这些价值观念都已成为现代奥运的核心价值。

    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的口号。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③现代奥林匹克兴起之时，也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也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演变，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竞争、拼搏、开拓、进取、重视个体、尊重科学等要素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与核心，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在当代科技、人文、生态伦理的交互影响下，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奥林匹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百姓的巨型狂欢节，成为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

    ④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问题。黑分、黑哨、假体育、假比赛、假球，使奥林匹克运动失去魅力和价值，危及了奥林匹克理想，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些都与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核心价值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仅靠西方文化去解决，需要从其它文化形态，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⑤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和谐，从不过分强调人对自然、对自身的挑战，也不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天地的超越，而是讲究 “象天法地”，向“天”与“地”来学习合乎自然、遵循自身限度的立身处世原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讲人要不断进取，承担对个体存在的责任，但又要有所警惕，不要一味强调进取，要保持个人、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协调。这对于主张“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回应与补充。

    ⑥中国礼乐文化主张万物和谐，阴阳协调，以中和、和谐、协调为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强调的不是技艺的竞赛，而是通过技艺的修养来完善人格，达到内心的和谐，促进心灵与体格之间的和谐互动。这与奥林匹克精神旨在推动人的体育与心灵的和谐发展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契合，对于当今奥林匹克比赛过度强调比赛成绩、忽视心灵提升的现象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⑦中国传统自然伦理观念认为天地宇宙间人与万物是都和谐共处的，主张克己复礼，把人的作用与行为限制在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宇宙秩序之中。中国古代社会提倡节制与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反对对生命的无度消费和对外物的无度占有。这种伦理观念对于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化和兴奋剂丑闻都是有力的回应，它从东方哲学和智慧的角度回应了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精神。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上的演讲稿）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