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最经典的表述是《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孔子在《论语》中对诗的功能进行了高度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时代，所谓“诗”通常指的是“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而“诗”的涵义要远远大于我们今天的文体概念，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因此，《诗经》称得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百科全书”。

    从总体上看，“兴”“观”“群”“怨”说充分体现了孔子诗学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伦理相统一的特色。其中的“兴”和“怨”偏重创作者主体情感意志的抒发。“兴”是指眼前景物或者人事对主观情感的触动生发，“怨”则是不满情绪的宣泄。“观”与“群”取自不同的视角，主要关注诗的作用和意义。“观”是俯视或置身局外的观察；“群”则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互动与交流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心理、伦理及情感等各种关系的多维聚合。

    汉代孔安国将其解释为“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意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人若在社会丛林里生存，就一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磨合、切磋制约的关系。宋代朱熹则将“群”注为“和而不流”。朱熹关注到了“群”的另一面，即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又不苛求自己与别人完全一致，从而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与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意义相近。孔安国和朱熹的阐释道出了“群”的内在辩证关系，那就是既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孔子一生都在宣扬并实践“克己复礼”。他认为，诗是必须服从于“礼”的，也就是说，人要以“礼”来约束个人的性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学《诗》可以教人如何处理和对待各种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与我的协调。这便是“兴于诗，立于礼”。

    “礼”是以象征意义的仪式或程序去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从深层次上看，“群”与“礼”二者在某些方面也有交集，二者在协调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欲望与道德规范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礼”更偏重人与人之间的砥砺与相处，是一种生存的外在需要，因为无视别人的存在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之中；也是个体生命精神上的内在需要，即个人在群体中的存在感。

    同时，我们不要忽视“群”“和而不流”的一面，即个体生命自主性、独立性的一面。人就是在自我意志与外在现实间复杂关系的交错扭结中存在的，除了以“礼”为象征的规定性和稳定性之外，还有生生不息、潺潺流动的个体生命意志。

（2015年2月3日《人民日报》）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青铜器上的艺术表现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纹饰，而其中又以动物纹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动物纹在青铜器上盘踞了整整15个世纪，它对后世造型艺术的影响可想而知。早期青铜纹饰上可以辨识的动物很多，既有现实中的虎、牛、羊、鹿、蛇等，也有仅存于古人想象中的饕餮、夔龙、夔凤之类。这些纹饰是上古生存环境与先民心理结构的投影，它们在青铜器上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变。除了动物纹外，青铜器上出现较多的纹样还有几何纹，其形式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等。根据出土情况来看，早期青铜器上几何纹很少担任主角，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等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何纹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等到动物纹从青铜器上淡出，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春秋战国之际，以几何纹为主体纹饰的青铜器已屡见不鲜，抽象的线条取代了具体的形象。

    青铜器上动物纹与几何纹的此消彼长，与早期彩陶图案的演化历程甚相契合。彩陶图案早于青铜纹饰，当青铜器开始铸造时，古人已经习惯了以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做法，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出现过只有一对兽目的兽面纹。与此相印证，龙山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也有强调眼睛的兽面纹。兽面纹即饕餮纹，是青铜纹饰的代表，宋人以“饕餮”为其命名，可能是因为饕餮的“有首无身”正好概括了这种纹饰的省略性特征。兽面纹的特征是以兽的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眼睛在整个纹饰中居于突出的地位。这种安排预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抽象特征和写意精神：不重要的地方尽可省略，只保留最本质传神的部分并予以夸张表现。

    兽面纹上具有启示意义的不仅是其省略性特征，人们还注意到，兽面纹的形成过程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向心性。以饕餮图形为例，“两条左右分开并置的夔龙，慢慢靠拢，两头部合并，最终形成一个了无拼合痕迹的饕餮头部”，这种从两侧向中心聚拢而构成的图像，透露了古代形象思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对称与平衡。对称与平衡是美的体现，尽管青铜器上的纹饰发展到最后以几何纹为主，但动物造型具有的巨大美学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与规整而又不免单调的几何线条相比，那种尚未脱离具象的动物纹饰更能体现青铜艺术的神秘。

（摘编自《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责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费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研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教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吾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菜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段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来源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象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