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O”。也许，将军根本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一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O”。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绝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部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

    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

木质的村庄

王芸

    ①潮流而上，大致可以发现，木质的多寡，是判断村庄古老程度的一种标尺，也决定着一座村庄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②南方的传统村庄，多木。木的包容、温和质感，渗透于宅屋的角角落落。我喜欢这样的村庄，除了天然的草本木本植物四处见缝生长，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栖息在村头村尾、桥边河沿，还有一座座进去就能感觉清凉与妥帖的老宅。

    ③村中那些老树，巨枝虬结在半空中，如巨大的手掌托住了流转不定的时光。树下，总有一群群不知疲累的孩子玩耍着，捉迷藏、抓蚯蚓、滚泥球、抓沙包……他们一茬接一茬地长大，老去，最终消匿了身影。而树还在那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陪伴。

    ④有了这些树，再寡静人稀的村庄，也有了安慰。在江西宜丰采风时，去过一个叫坪上的古村。绕村半壁的石垒古墙上，散布着数十棵八百至千岁的古树，大多为樟树，看起来三四人方可伸臂合围，还有生长极缓慢的石楠和罗汉松，腰身紧致。它们与村庄的年岁相仿，一路绵延成环抱的姿态，护卫着这个村庄。村民出门抬头便见它们的身影，一年四季被它们荫庇。它们仿佛一条隐秘的时光通道，连接着村庄的源头。

    ⑤盛夏，慕名至婺源，随古村落立档调查人员走访古村。同行的当地女子有个男儿气的名字，显峰。她家在一个尚未被旅游开发的古村，村内老宅不少。她家的宅子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族谱上可查找到源头。在这些上百年的老宅里，每一年都有木质的部件在悄悄地裂变、腐烂、风化，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直到坍塌碎裂才被惊觉。

    ⑥每走进一处老宅，当我们留意着那些难以复制的精美细节时，显峰却专注于询问房主如何保全，如何维修，如何保持品质地仿旧。她与古宅是一体的，即使她已经搬进县城，住进水泥楼房多年，只在年假时偶尔回一趟老宅，但她与老宅有过相同的呼吸节奏，成长的记忆渗透着被老宅过滤的光线的质感，生活习惯也延续着对老宅的迁就与贴合。无论离开多久，她对老宅始终怀有亲人般的牵挂和担忧。与我们说起老宅，她的语气里有些许骄傲，也似连缀着无声的叹息。那是时光的馈赠，也是无法挽留的遗憾。无法，却又拼力想去挽留。

    ⑦在虹关村，詹姓老人正在翻修老宅。三米长的横梁是精挑细选的好木，前一日进屋时，因为老宅低调的门脸、高耸的板壁、紧凑的结构，木匠师傅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此时，它安卧在老宅正中，比周遭的木色都新、都亮，却有一股安妥的气息。似乎有它稳稳地坐镇一方，这满屋的狼藉躁动之气，都不足为虑了。不远的天井一角，堆放着比人高的沙土、瓦当，瓦当是从老宅屋顶上揭下的，有着让今天的匠人称羡的结实质地。梁的下方，几位木匠师傅正在赶活儿。进门的一侧厢房里，也有木匠师傅在忙，木屑散布在老人稀疏的头发、圆眼镜片和脸颊、鼻端。他端举着一张被木屑粉尘“装饰”的脸，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我们。

    ⑧在上海工作退休的詹老，对这座老宅念念不忘，对这座古村也是。街头巷尾的粉墙上，都能看到墨色涂写的巷名，这都是他的作为。他乐之不疲地将时光打发在这些事情上，全然出于自觉自愿，似乎想在老年一气偿还远离古村的那些时光。

    ⑨也是在虹关村，我们路过一处只剩支离骨架的老宅，颓败的脏腑隐没在半人高的草木中。野草恣肆地横逸斜出，疯狂滋长，改写了老宅原本封闭自洁的空间。已经没有门扉的木框上，挺立的杂草丛中，悬有一枚蓝色簇新的门牌：“浙源乡虹关村100”。新与旧，如此突兀地组配在一起，颇为触目惊心。不知这老宅是无人居住而自行毁败的，还是主人主动地放弃，在他处改建了新宅。

    ⑩在古村，你会不断地与呈现颓态的老宅相遇。颓而不败的它们，支撑着骨架，挺立在同样古老的街巷与树影中。你也会不断地与形态如旧但质地簇新的新屋相遇。人们改善生活空间、生活质地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老宅的好，老宅的亲，老宅的贵，老宅的不可复得，只能在懂得、体恤、珍惜它的人那里，才能得以保全并延续。

    ⑪也有老宅被移植。人挪活，树挪死，那么老宅呢？它们被从埋入土中的基础上挖掘而出，远离了自己植根多年的村庄，整体标记后迁至新地，再按标记组装起来。移植者，多是承包了某一村落旅游业的投资者。他们出于打造景区的目的，将一座古村的村民迁空后，再填置进一些移植来的老宅。看起来整个村落的古宅生态更加丰美，可被抽空的村庄，还能葆有多少本真的活泼泼的生气?

    ⑫那些老宅在被移植的过程中，也被修复。朽败的骨架，用水泥框架支撑。门头檐角，借用日益高端的修旧如旧的技术，老的与新的、真的与假的，混淆一体，看起来面目无异，可气息不对。那种走进老宅可以闻见的，从老宅骨子里、木缝中散发出的天然木香，被生硬粗暴的水泥气取代。我静静地望着这些被拆骨又接骨的老宅，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在体内留下反复发作的伤痛。这些，都只有老宅来默默地承受了。

    ⑬颓败的老宅与簇新的门牌，存留在相机里，那一点亮蓝和一片深暗的木色之上，有挺立的生气勃勃的草茎。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我记得有风吹过，轻轻摇动它们。这一切构成了某一时刻的记忆，留于感觉，留于影像，留于文字。但，这不是完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钟声依旧

谢冕

    ①那里有一座钟楼，钟声定时敲响。那声音是温馨的、安详的，既抚慰我们，又召唤我们，不高的钟楼在那时的我看来，确实无比的巍峨。

    ②那里有一座教堂。镂花的玻璃折射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亚热带的阳光，那阳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远又亲近的地方。那时我理智上并不喜欢这教堂，因为我不信神——到现在也不信。但是我内心却倾向了那种庄严、静谧、而且近于神秘的气氛。

    ③学校是教会办的。作为学生，无法拒绝学校规定的一些内容，例如我非常发怵的“做礼拜”。我就是在这样“不情愿”的状态下，接近了英国式的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秩序。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那年我从伦敦来到剑桥，从草坪上眺望那里的三一学院。我仿佛是见到了相隔万里之遥、而且又是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福州母校——三一中学！

    ④六十二年前，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在饥饿和贫穷的追逼中，竟然能够走进这所美丽而高贵的校园，只要是亲历其境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近于奇迹的事实。对于我来说，是在无边的黑暗和绝望中，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是母校以她宽广而温暖的怀抱接纳了这个无望的少年。多亏了这所学校当年弘扬的博爱精神，以及充满了人性和爱心的师长们的提携与援助，使我能够在艰难中尊严地、同时又是愉快地修完初中的全部课程并且顺利地升入高中。

    ⑤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我发现文学这东西很奇妙，它能够装容我们所感、所思，不论是爱，不论是恨，不论是失望，还是憧憬。大概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师好评的作文，偷偷地寄给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文章被加上了花边，发表了。这个开端鼓舞了我，却也“危害”了我。从那时起，我迷恋上了文学。为这种迷恋，我付出了代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偏离了作为知识基础的中学课程，偏离了学业的全面发展。我在课堂上写诗，而此时也许是在讲物理，也许是在讲化学。我既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只迷恋这文学。

    ⑥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延续了正统的英国教育方式。从英语会话，英语练写，到英文作文，都有专门的课时和教师，有着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可是，我如同“反抗”教会那样，也“反抗”了英语！这种反抗的结果，当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语的非常可贵的机会。

    ⑦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老师，我多次把这些遗憾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我从自己的痛苦体验出发，告诉他们不要幼稚地“拒绝”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我还告诉他们当老师开列一串长长的书单时，不要轻率地“拒绝”阅读，那个书单背后的道理很多是你当时并不了解、而确实是经验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绝便意味着失去。

    ⑧我尝自言，我有三个母亲。亲生的母亲给我生命，哺育我成人。第二个母亲是三一，教我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三一是我人生的起步。在三一，我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良好的中学教育：优秀的老师，精心的教学，严格的训练，以及现在看来未必妥当的不留情面的筛选和淘汰。三一给我最重要的是人生的启迪：做一个正直、纯洁、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爱心的人。而学业倒在其次。至于第三个母亲，那就是北大，北大使我成熟，她引导我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路。我始终感激三一，要没有三一这第二个母亲，我的人生就没有一个好的起点，那以后以至今日的一切都会沦为空无。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怀着对三一母亲的感激和敬意。

    ⑨我的母校坐落在闽江蜿蜒流过、充满欧陆风情的南台岛。三角梅攀延的院落时闻钢琴的叮咚声，芳草如茵的跑马场，是少年嬉戏的场所，那里有秀丽的柠檬树挺立于清澈的溪边。后来，这一切都连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惟有校园里夹岸的樟树依旧翠绿，那林阴尽头依然站立着当年的钟楼，钟声依旧，如同往昔那样，提醒人们珍惜那易于消失的一切。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