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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中学2019-2020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入学测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棵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曰:“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果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从“一棵树”到“树”这个概念的认知过程,必然会带来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B、“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解嘲,是因金岳霖不会从境界角度看概念。 C、如果一个人有了天地宇宙这个概念,那么他就可能达到高层次的“天地境界”。 D、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这和“哲学王”的“王”意思一致。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用人认识树的过程形象阐释了人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即形成概念的过程。 B、第四段举杨椒山作诗例,印证了前文概念的高低可以分别出精神境界高低的观点。 C、文章批评理学心学之争并引用程颖语,意在强调概念的形成在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D、柏拉图所谓“哲学王”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都为精神境界极高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杨椒山就义时所作二诗表明,一个人是可以存在于两种不同的境界当中的。 B、若没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张巡、颜杲卿的行为只能是道德行为,体现道德境界。 C、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哲学,缺乏概念,那么他的精神境界一般停留在自然境界。 D、根据文意,精神境界的达成应该经历“直觉经验——概念固定——哲学思考”的过程。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和诗,完成后面题

走进诗的世界

    尝试给诗下定义的人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为所有诗人和读者所公认的定义还没有出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诗无论从主题、样式还是语言、技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也不打算给诗下一个固定的定义,而只想在介绍有关诗的若干基本特征的同时,指出某些关于诗的认识,廓清一下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就像在大理石上雕像,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所要雕的东西就自然呈现。

    首先,所有的现代诗在外形上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分行。当然这是针对现代诗而言,我国古代的诗是不分行的;还有一种不分行的诗体叫散文诗,但它与一般意义的诗不大一样。现代诗有时行数多了还要分节,这主要是根据内容需要而安排的。他依据人们呼吸的休止,把空间间隔转化为时间间隔,使小的停顿与大的间歇更为明晰;它又适应人们的感情波动,把重要的东西用分行来强调。

    可是,分行写的不一定是诗。特别是对于新诗来说,分行虽说有重大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辅助手段,不是构成诗的决定因素。有些非诗的东西,即便分了行也丝毫不会令其增色,比如分行写的标语口号能算诗吗?郭沫若曾经讲:“广义的来说吧,我所写的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而我写的一些‘诗’却毫无疑问地包含有分行写出的散文或韵文”(《序我的诗》)。这话固然包含着郭沫若的自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他以及许多现代诗人创作的实际情况,因而有着普遍意义。

    其次,一些诗总会让读者感受到一定的韵律、节奏,这往往是通过押韵来实现的。押韵不仅使诗具有了音乐性,便于记忆,而且相同的韵脚本身构成了一种复沓,这就起到强调的作用,可帮助情感和意义的集中。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诗人、民歌手以及不少新诗人都是很注重押韵的。不过,有的人把押韵强调得过分甚至绝对化了,就难免适得其反。某些初学者把凑字找韵的顺口溜当成诗,他们为了押韵甚至娇揉造作,削足适履。其实,韵并非构成一首诗的决定因素,押韵的不一定是诗。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惠特曼的《草叶集》不押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不押韵,但没有谁说它们不是诗。

    再次,诗有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精美、隽永的语言,或抒发美好的情感,或表达发人深省的哲理,或描绘动人的场景。但是,诗的美却不是靠华丽词藻装饰起来的,华丽词藻的组合不一定是诗。诗的美应该是内在的美、本质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而不应该是浮艳的美、矫饰的美。诗人朱湘认为:“本来在诗力用形容词就是一种最笨最乏的方法;有想象力的人决不肯滥用它们的。遇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一二个字带过去,决不让读者的注意耗费在这种小的枝节上。”(《闻君一多的诗》)有些人写诗,却不从内在的本质下功夫,而是致力于堆砌词藻,结果只会引人反感。诗的语言是一种形象的语言、独创的语言。诗人善于将自己的崭新发现或超拔领悟,用一种十分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诗贵在发现,即诗人要有自己的语言。诗人不写诗则已,要写就要力求出新,要让作品有独特的情思,独特的神韵,独特的风采。

    最后,诗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生活。有人认为,既然诗来源于生活,那么生活中有什么我就照样写什么,于是大量罗列生活现象的“诗”就制作出来,并充斥在我们的书刊上了。其实,生活现象的罗列不一定是诗,诗不是生活的“照相”。诗与现实的关系,不像平面镜似的直接反映,而是要经过诗人头脑的折射。因此,诗与现实生活相比,有省略,有集中,有变形,而这归根结底是由诗人的思想感情决定的。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的主观性最强,一般不宜太实。当然这不是说诗排斥写实,实的细节、情景、场面,放在一个特定的诗的构思中去,也会有妙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各题。
    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故事新编”这一小说创作形式上。“故事新编”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至目前都盛行不衰的一种小说艺术创作手法:即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古代小说的改写来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新小说,这一方式已成为传统题材和现代手法融汇的重要表现之一。
    “故事新编”这一术语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之书名,是鲁迅对这本小说集创作方法的一个理论概括。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仅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说开创者并非鲁迅。周作人认为“故事新编”的小说创作方法古已有之,其中最独特的乃清初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他把《故事新编》跟这部拟话本小说集相提并论,显然是看到了二者之间在创作手法上极为相似,但就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而言,两者则绝不可同日而语。《故事新编》的《铸剑》这一篇,完全据魏晋志怪故事“三王冢”改编而成,如果追溯其本国传统,则可以上接宋元话本、“三言”、“二拍”中那些改编自文言小说或历史故事的篇目,但是就其在细节、情节方面的创造性增饰与主题上的极大深入、极具现代意识而言,则已经远过于宋元明之紧紧依傍于原作之拘谨撰作,从这个层面上说,“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比其创作手法本身更为重要。
    到20世纪30年代初,或许是受周氏兄弟译介的日本小说与鲁迅本人创作之影响,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当时的青年作家施蛰存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创作尝试。施蛰存的此类代表作《石秀》是对《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翻案”式改写,以当时作者所信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表现人物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表现人的欲望与道德、信仰及伦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石秀》一文在《水浒传》原有情节框架之中大量插入石秀对于潘巧云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所造成的行为方式的细致描写,跟原有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让原本单一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真实、有深度。这要部分归功于原作所创造的故事情境及其注重行动描写而极少心理描写的特点,为作家留下了展开心理分析的空间,也为其施展创作才能与创作理念提供了一试身手的绝妙舞台。
    若以对古代小说进行“新编”的“新”之程度而论,王小波要算是所有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了。他从1982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故事新编”的原型全部来自唐人小说。其中《夜行记》的原始故事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的韦生夜行遇盗侠故事,其他各篇的原型均为唐代小说名篇,为一般人所熟知。据称王小波写这些小说可能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因此在写法上有些类似,二者的幽默感也有相通之处。但王小波对这些唐代小说的改写其实跟鲁迅等人的做法很不相同,已经远离“新编”而近乎“戏说”了,往往只取原作的人物关系与一点情节片段加以大肆发挥,古今并出,时空错杂,想象荒诞奇诡,风格幽默诙谐,颇有点无厘头、后现代的做派。
(摘编自李鹏飞《论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

    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发生后,许多人也在悲痛之中追问:公共安全该如何保障?道德教化之外,怎么做才能惩前毖后?近日,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用法槌作出回应:法治。在3起与之类似的拉拽公交司机案件中,被告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治,是这个时代的共识。不文明行为之所以更为刺目刺耳,除了社交媒体这个放大器,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公众法治意识在稳步提升:因时间延误而大闹机场,一道起哄者少了,认可“黑名单”制度者多了;警察执法,更多人能站在公允立场,支持“既不能粗暴也不能宽松软”。对热点话题,公众的探讨逐渐向法治层面深入。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开车逆行、违法占道停车等“目中无法”的现象依然不少见,这是因为: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但法治意识还没跟上。一些人越来越珍视自身的权益,却常常对法律规范表现出无知或冷漠:重视自己的言论自由,却随意上网谩骂;希望医生重视自己的诊疗,却一言不合就挥拳伤医。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自身权益才能被保障,彼此权利都能被维护,社会的福利才能最大化。

    涵养法治意识,呵护的正是社会文明。醉驾入刑后,人们从一开始的“忌惮严查”到后来“自觉遵守”,再后来,同桌都劝着“开车别喝酒”。一个法条改变的不仅是路上的文明,更有饭桌上的风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电子商务法的保障下,键对键的网络交易,可以比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更安全。

    法治社会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君子慎独”,而有赖于制度化约束。这也意味着,涵养法治意识,离不开一以贯之的落实。正如飞机、高铁上对吸烟的“零容忍”,让烟瘾再大的烟民也能在旅途中安分守己。制度的刚性,不仅树立了稳定的法治预期,也助推了文明的“提速”。正因如此,当“高铁霸座”连续刷屏,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要亮剑、要刚性执法。保持权利边界的清晰可见,避免不文明对文明的挤出效应,以严格执法捍卫守法者的权益。

    时至今日,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信仰,也是一种生活刚需。党的十九大报告写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正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之一。

(摘编自11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涵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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