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

仲呈祥

    从去年开始，一部不趋时、不媚俗的被称为“三无”(无女角色、无婚外恋、无明星偶像)的电视剧《士兵突击》火爆荧屏，并持续到了今年，引发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电视台的文化类谈话节目到大学生论坛，从部队到工厂、机关和社会大众，人们都在议论“许三多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一部文艺作品引发一种波及上亿观众主动参与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在当下并不多见、且值得珍视。彪炳人类文艺史册的古希腊喜剧游乐活动，参与者不过数以万计，而今凭着现代传媒优势的电视剧艺术，得到了具有欣赏章回小说和连台本戏剧艺术传统的中国人的青睐。究其原由是历史品位、美学品位使然。这部作品最终社会效益的完美实现，不仅在于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自身的创造，有时也必须靠读者、观众及全社会一起共同创造。惟其如此，重视对一部文艺作品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正确引领，极为重要。

    譬如如何认识和评价“许三多艺术形象”?如何从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中获取精神营养?这里面有个“引领”课题。我孤陋寡闻，也至少耳闻目睹了几种不同的声音——在一家省级卫视面向全国观众的谈话专栏节目中，年轻漂亮的主持人向在场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提问：“诸位女嘉宾，你愿意嫁给许三多吗?”全场哗然，然后无人应答。稍顷，一位勇敢的时髦女性站起来应对：“我愿意!”主持人追问其由。再答：“第一，许三多憨，不怕苦，我可以叫他玩命挣钱，供我花；第二，许三多实，不怕累，我可以叫他全包家务活，我轻松。”答毕，一片笑声，并无辩难。此可谓一种“引领”。另一种，某大学研究生论坛上，莘莘学子与编剧、导演、制片人对话，探讨“许三多性格”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你一言，我一语，认为其性格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抱定宗旨”“自强不息”的因子，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因子，且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军队熔炉中锻造而升华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人格，它在一定程度土反映出时代与人民的呼唤和现实社会道德的某种缺失。此可谓又一种引领。

    两种“引领”，孰高孰低，不言自明。应当说，盛世文化，乃包容多样的文化。一个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引发各种社会舆论，不足为怪。但各种舆论与见解的高下是非，确须引领分辨。上面某电视台谈话节目中主持人面对那位年轻女士以庸俗的实惠主义去选择和理解“许三多形象”一言不发、一笑了之好呢，还是与人为善、外柔内刚地引领在场有高见的观众入情入理地加以辩难好呢?我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电视台，还是理应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永远不忘胡锦涛同志早已阐明的“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伟大真理。

    能否在一切文艺活动中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深刻总结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建设经验，认为可以归结为“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并明言这便是他“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阐释何为“文化自觉”。这确为至理名言。惟其有了美自己民族文化之美、借鉴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之美，并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将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的自觉性，才能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和谐文化建设，以达到天下大同，即社会和谐。

    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是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须铭记在怀的—条要诀。

(节选自200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赋是一种韵散结合的新文体，它始于先秦，鼎盛于两汉，风靡于六朝，革新于唐宋，延至于明清。可以说赋一出世，就以其特有的生命活力，丰富发展着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夭折，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赋最早是作为诵读诗歌的意思出现的，即“不歌而诵谓之赋”，实际上是指与配乐演唱相对的诵读。此类现象在《国语·周语上》《左传》均有记载，绝大多数是诵读现成的作品，如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宴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真正把赋作为诗学概念提出来的，那已是到了战国时代了，它作为“六诗”之一出现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人经过比较研究，又把“风雅颂”看成诗的体裁，把“赋比兴”看成诗的作法。唐代孔颖达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篇之弄辞也。”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由此赋的概念逐渐演进为“铺陈其事”的创作技巧。到了战国中后期，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开始产生了。屈原的大量作品虽主体为楚辞，但注入了鲜明的赋之特征，班固则把屈原的作品称之为赋。到了宋玉之时，公开以赋为篇名作文。《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由此，赋之创作历代不息。

    赋，就其内容起源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在文体上则受楚辞的影响。它以内容的铺陈夸张和辞藻绮丽纷繁为其基本特征，它既有散文之形，又有诗歌之韵。

    汉赋乃一代之文学，赋家群起，赋作林立。既有歌功颂德之辞，又有园林宫殿美化之语；既有铺采摛文、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长篇宏制，又有声色犬马、游宴畋猎、睹物兴情的抒情短篇。在赋的创作上形成了空前绝后的盛况，尽管大多数作品为帝王将相而作，但也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横溢才华。

    到了魏晋六朝，抒情小赋风靡文坛，虽然对统治者还有美化歌颂之词，但更多是对江海山岳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了，借自然景物来抒发心志，表现出一代文人的心境和处境，记录了那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到了唐宋之际，赋作风格为之一变，律赋便代表了这一时代，那些意精辞美，声情并茂的佳品一直延至明清，致使明清赋家，不得不拿起笔，挥毫作赋，言志抒情，佳品辈出。

    赋作为一种文体，始终没有享受与诗词相等的待遇，在后代研究者中，常常处于冷落的境地。这除了它自身难读不易懂之外，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欣赏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不高。随着当今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赋的欣赏者和研究者增加，我们理应让它享有与诗词相同的待遇。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张涛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意蕴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释、道在比肩而立、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都对“天人合一”情有独钟、多所阐扬、屡有创获，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周易》不仅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道教尊为“三玄”之冠，亦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它还是最早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文言传》更有精妙的总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薮，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儒家核心思想“仁”不仅仅针对人际交往，也包括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希望最终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具有效法天地而感化万物的优秀品质，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推及自然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被尊为道家和道教始祖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进而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观念。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明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三者同心相合，即可成就万物。佛教中“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主张，也都体现了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的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构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显现着这种关系，所有事物也都因为这种关系而平等。人类保护了生态，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以上各家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都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周易》要求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但又强调“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也是在凸显人在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周易》固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被各家一致认同的“天人合一”生态世界观，应该也是出现这种思想文化盛况的重要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近些年，知识付费逐渐成为互联网的新风口，传统出版行业也主动加入浪潮。通过深耕细分领域，瞄准小众需求，出版业在融合发展中看到了更多希望：而随着出版业的加入，知识付费用户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自2016牟以来，知识付费服务发展迅猛，然而市场中的绝大多数平台由互联网创业公司创办，出版业所占份额微小。这种局面已在变化，两午前，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三联生活周刊》曾推出两期封面报道“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读者反响不错。于是，周刊策划推出中读APP，以“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为主题，打造10堂音频课，仅一个月，这门课的收入在当月全国知识付费课程排行榜上进入了前三名。这就是互联网在渠道、用户、市场等方面给出版业带来的机会。出版业对优质内容的精准把握，是其他生产商难以相比的，事实证明在豆瓣时间上卖出了数万份的“爆款”课程，都是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的。另外人们精神需求的高涨正在使知识付费进入“下半场”——小众需求浮出水面，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价值。这批用户的特点是青春期延长，一生都在追求成长，也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往知识付费更多强调“知识改变命运”，是带有教育培训性质的知识服务。

    知识付费服务对于出版业而言不仅仅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出版业自身的一次升级。第一，以前作者写书就是闷头写，但现在作者每次讲课都会得到听众的现场反馈，直接反映到作者的书稿里；第二，建立粉丝群，通过网络报名收集用户，为社群营销打下基础：第三，拉长图书宣传推广期和销售期，解决以往一过3个月推广期热度就下降的难题。现在通过知识付费产品，文字内容的价值被真正开发出来了。但出版业不能直接把文字内容平行搬到知识服务产品之中，必须从稿件中继续提炼IP，围绕IP做产品开发，本质上也是知识的一次升级。但大多数出版社尚未开展改革，一是行为的惯性，出版社习惯做纸质产品，融合发展的动力不足；二是思维的惰性，死守媒体分工，对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此外，传统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奖励机制与新媒体的要采差距甚大。

    知识服务的内容在细分领域深耕，逐渐成为市场刚需，盈利能力强。但是，如果传统出版机构不能转变其固有理念和机制，未来知识服务领域的成功者就可能只有数字资源整合商，而没有传统出版机构。

 (摘自2019年1月24曰《人民日报》，有删改)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即便不是戏迷的朋友也知道。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丝竹管弦鼓，唱念做打舞……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流派繁多，魅力独特，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戏曲进校园，意义重大。“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吸收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之精华，展现着独特的审美风范。教育家蔡元培说过，美育是人类打开心灵窗户不可缺少的工程。戏曲能帮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见证传统文化艺术的迷人风采。除了美之外，还有真和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很多经典曲目讲述是非、善恶、忠奸，弘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以，戏曲进校园，可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涵养心灵，从唱念做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此外，对戏曲本身而言，进校园也是圈粉良机。看过去，从城里到乡间，处处搭台唱戏；从引车卖浆者到王公贵族、商贾文人，多是戏曲“粉丝”。比如鲁迅不爱看戏，也难忘幼时看戏的场景。他在《社戏》里深情追忆：“真的，一直到现在……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但看如今，很多剧种失宠，戏迷锐减——其实很多人只是缺少接触、了解的机会，而戏曲进校园让学生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有望让更多年轻观众“路转粉”，促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不过，戏曲进校园虽易，要达成以上效果却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校门好进，“心门”难开，戏曲进校园的对手主要是学生的“内心戏”。很多同学一听说表演传统戏曲，直接敬而远之。在部分年轻人眼里，戏曲的表演比较“拖沓”，而且唱词晦涩，很多人觉得无法欣赏，所以即便不要钱，也不太愿意去看。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想让每个学生每年欣赏一场戏曲，这要求戏曲进校园时要“会玩”。比如在曲目选择上，除了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由浅而深，还可以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学生“点菜”。当然，戏曲进校园也不能只是观看表演，学校可以“定制”戏曲知识普及读本、引导孩子动手制作戏剧道具、试戏服等。此外，艺术表演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艺术熏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年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声势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毕竟有限。所以，比戏曲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园。早在2014年，广州就每年开展粤剧专家授课、成立小小剧社、交流演出等多项活动。以荔湾区三元坊小学为例，如今很多学生不仅对粤剧略知一二，有的还学会了吹拉弹唱，能在舞台上体验跌宕的人生。

    总之，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来说，审美、情操等都是“熏”出来的，它是慢的艺术，不能急，不能“暴饮暴食”。相信假以时日，“生旦净末丑”能觅得更多知音，戏曲进校园也能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摘编自《每年一场，全国大中小学生可免费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