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

    书院的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指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学生养成了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书院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会讲制与讲会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制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讨论、讲辩之意。讲会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这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教育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仿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如南宋学者张械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

    中国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的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选自张熙惟《古代书院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删改)

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

    探寻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追溯到时代美学潮流。六朝书家多为门阀士族，以登临山水、留恋诗酒之余为书，耳闻丝竹管弦、郎侬唱和的靡靡艳歌，目睹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绮丽风光，再将所感受到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观事物的优美形象融入书法，自然要“以流美为能”；唐人自北朝以来历经战火兵燹之乱，整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金戈铁马为美的尚武精神熏陶融铸了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的美学思想。他们与关陇健儿朝夕相处（或许书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对后者那种质朴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强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习见深峻的山泽，广阔的原野，天苍苍，野茫茫，胡马嘶风，悲笳动月，旌旗耀日，佛象凌空；其阔大的气势、粗犷的线条、强劲的节奏、豪迈的风度、威严的姿态，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提炼而融入书法艺术，自然会使传统的书法形象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书法家特有之雄峻坚实的风格。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更促使了唐代书法家自主意识的颖露和唐代书法美学模式的建立。当然，打破六朝权威的迷信，并不意味着对江南先进文明与文化遗产的全面排斥和简单否定。如张怀瓘对右军各体书法，还以推崇居多，仅就草书、章草二体提出异议，可见还是以继承为主。但这勇敢的不同意见，却如春雷惊蛰，向世人宣告着美学领域的复苏。“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今制品格以代权衡，于物于情，不饶不损。惟以理伏，颇能面质，冀合规于玄匠，殊不顾于聋俗，夫聋俗无眼有耳，但闻是逸少，必暗然悬伏，何必须见？见与不见，一也。”这以其标新立异骇世惊俗的直言谠论令人顿开茅塞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振奋着昔日不遗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却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发展的唐人的精神，鼓励和引导着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以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①“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出自道家经典《文子》，是说人们应该基于当下现实，如果百姓能够获益，不必效法古代规定；如果能把事做得体，也不必遵循俗法。

②古和今、变和常的问题，自古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关注。在以农业立国的环境下，我国是一个敬重传统的国度。传统就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人们的智慧之源，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时就是现成答案。

③但社会是复杂的，事情总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一味重复前代教条与范例，很可能事与愿违。宋襄公面对强悍的楚师狃于旧”礼”，惨败于楚。同样，王莽改制笃信儒家古文经，并以此为古代圣王治国的金科玉律，最终天下大乱，民众接竿，新莽覆亡。宋代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政策，依据防范武将擅权的经验编出“阵图”对前线的战事百般制约，甚至宋仁宗亲自编写《神武秘略》赐予北方边陲将领。在怀疑、猜忌与脱离实际的乱指挥之下，宋军战斗力低下，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中频频失利。如果士大夫理想地沉浸在古代某家学说中，不能以冷峻的现实为出发点，自我玩赏则可，一旦走上政治舞台就会给社稷苍生带来芟夷大难。

④况且不少人对前代法则经验的汲取并不正确。秦并六国之时大多数臣子赞同分封同姓子弟，而李斯力排众议，陈说他们没有看出周代分封的弊端；刘邦鉴于异姓王离心离德，错误吸取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大封同姓诸侯，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好的政治家就像良医一样，对待千变万化的病状应采取不同的方剂。

⑤这种变革的思想，不仅被法家奉为圭臬，同样是儒家的重要理论构成。儒家学者甚至强调，

⑥当两个原则性问题产生冲突，只能顾其一之时，就需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产生了“权”的思想。孟子的名言“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权”是砝码，砝码在秤上波动，物品才可以平衡；权变，就是在特殊的场合中灵活把握的平衡。

⑦变要看准时机，并不是所有时机都适合变。所以古人又提出了“时”的概念。《周易・系辞下》里借孔子之口说，隼鸟是禽，弓矢是兵器，射它的是人。贵族君子能身藏利器，抓住“时”再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人”“器”与“时”都具备，有把握做到“利于民”“周于事”，突破“古”和“俗”的羁绊，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摘编自李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周于事，不必循俗》）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日》指出；“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廷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