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10日，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气象中心天气业务内网建设小组历时一年研发，将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无缝接入中央气象台决策服务AP移动终端，标志着中央气泉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正式跨入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时代。

    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研发及其应用工作，是国家气象中心重点工作之一，下一步工作组会进一步明确定位，达成共识，打造以格点化实况预报产品为核心，面向预报服务的多终端应用体系，持续创新、改进完善，加强网格产品在影响预报和决策服务中业务应用。

（编自中国气象局网《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跨入移动互联云时代》，有删改）

材料二：

网格化预报就是针对每一个网格开展，与原来的定点预报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精细，也更具针对性，以北京的预报为例，原来的预报仅以南郊观象台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表代表整个城市的天气情况；而通过开展网格化预报，针对北京的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可以精细地反映在整座城市每个不同的网格之中，目前，部分者份甚至可以做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在空间上，已有十几个省份可以实观3公里分辨率、2.5公里分变率乃至更精细化的预报。

    网格化预报精细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反映在能以每天更高频次的更新和发布上，原来，一天的天气预报中只会涉及一种天气现象，现在网格化预报可以儆到全国范围内逐3小时10天预报。随时随地，公众都能了解到自己当前所处网格是何种天气，能够清楚地了解气温、降水、风等多个基本气象要素。

    在原先的预报产品中，公众接触较多的就是气温、风和天气现象这3个要素，网格预报实现后，可以为公众提供更细致丰富的预报内容。当前的陆地和海洋预报产品就已细化到4大类18个气象要素。

（摘编自《网格天气预报“按需供给”》，有删改）

材料三：

（资料来源于2017年8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天气预报也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将无“用武之地”了呢？国家气象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赵瑞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气象是个复杂的系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降雨这种天气，即使水汽、湿度条件都满足了，但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雨也下不下来。预报员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关键天气形势的把握。所以在智能预报的初级阶段，预报员多年的经验可以用来“培养”机器；当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工订正的空间越来越小时，一部分预报员将会投入技术研发的工作中，另一部分预报员将主要转向对关键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工作。”因此，在短期内天气预报员并不会被完全替代。

（摘编自《网格化预报，服务百姓个性需求》，有删改）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

材料一：

    14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了题为“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44%的卷烟。报告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吸烟率，烟草相关疾病在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据预测，到2030年，因烟草年死亡人数将从目前的每年100万人增至每年200万人。按此趋势，本世纪中国将有2亿多人因烟草死亡。

    针对烟草使用的不利影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但效果甚微。有观点认为，控烟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源头治理。但是，让烟草企业、烟草专卖店关门大吉，一来影响财政税收，二来影响一大批人的饭碗。烟草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许多专家认为，立法是有效控烟的一大手段。胡鞍钢表示，“全面控烟”应是控需求和控供给双管齐下的控烟战略。郝福满建议：“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健康和其他基本项目带来大量收入，并最终惠及全人类。”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我国在校初中生吸烟率达6.9%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材料三：

    浙江杭州的烟民们恐怕都在关注着当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修改。因为它拟删除此前征求意见稿中受到外界褒扬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措辞，允许室内设置吸烟区。

    结合现实看，杭州的“反向”操作，未必不是当前控烟现状的一个真实注脚。尽管近几年，已有更多的城市出台了相关控烟法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执行也较之过去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当前的控烟形势仍难以取得压倒性胜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仍处于僵持阶段。一个标志性表现，便是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已经修订了3年多，至今仍未出台。这种控烟现状下，一些地方的控烟立场出现“反复”甚至“开倒车”，或许就是大概率了。

    （摘编自《允许时内设吸烟区再证控烟“不进则退”》）

材料四：

    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导致的烟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各地陆续出台严格的控烟条例，仍无法阻挡我国烟民的增加。除了烟草价格上涨赶不上支付能力上涨，文化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烟草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从清代鼻烟壶成为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争奇斗胜、炫耀身份的奢侈品，到如今人们仍习惯拿出“中华”招待客人，“烟”跟更多“象征”联系在了一起，融入社会风俗和人情世故，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时，香烟还成了社交符号和身份标识的载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香烟社交”在农村地区影响较大，吸烟者更容易通过香烟来构建香烟社交圈实现其社会阶层的认同。

    （摘编自《吸烟，正成为“穷人”的嗜好》）

忆半农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一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儿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释】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8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有删改）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飘浮起来，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二婶：“下甸子打草去啦。”

    村长：“啥时走的？”

    二婶：“小半个月啦。”

    村长：“回来过没？”

    二婶：“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村长：“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上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着大盖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扇动了一下，睫毛眨动起来。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人面颊的褶皱，在沟沟汊汊里恣意流淌，一会儿，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我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老人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脸都成了高粱叶子色，可是心还是那么嗵嗵地跳。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那屁大的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把饼背走，先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儿眨动几下，站在面前的的确是顶子。

    娘，顶子憨憨地叫一声。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娘，快给我点儿吃的。

    老太太就把口袋搬到了他的面前，说这里有饼，你吃吧，我再给你煎俩鸡蛋。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和煎鸡蛋，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我说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顶子：“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于窗户上。

（选白 2006 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