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老的父亲（汤小小）
      父亲比我大了整整50岁，老来得子，高兴得放了两大挂鞭炮，摆了10桌宴席。
      8岁时，父亲带我去学二胡，从家到少年宫，骑自行车足足要一个小时。晚上到家时，已经10点多了，我饭没吃，功课也没做，不得不继续奋战到深夜。于是，父亲决定买一辆摩托车，这样我就能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我妈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能学会吗？”父亲握紧拳头，一边展示胳膊上的肌肉，一边豪情万丈地说：“穆桂英53岁还挂帅出征呢，我是个大老爷们，小小摩托车还征服不了？”他胳膊上的肌肉松垮垮的，看得我一个劲儿地捂着嘴偷笑。
      我10 岁时，父亲60岁。光荣退休后的第二天，他就找个人多的街道，摆起了修鞋摊。收费低，活儿做得又好，常常忙得抽不出身吃饭。以前的同事闲逛到他的摊前，不解地调侃：“老黄，退休工资还不够花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活。你这手艺什么时候学会的呀？”父亲一边抱着鞋飞针走线，一边爽朗地笑：“这么年轻就闲着，还不得闲出病来。”看着他沟壑丛生的脸，我忽然感觉有点难为情。
      我读高三那年，父亲执意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学人家搞陪读，还不辞辛苦地把修鞋摊也搬了过来。我上课时，他在家做饭；我放学时，他急匆匆出摊。饭做早了会凉，但他总是把时间掐得很准，每次我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有次我帮他收摊，一个补鞋的中年妇女说：“孙子都这么大了，干吗还这么拼命？让儿子养着就好了。”我站在旁边，脸上火烧火燎的，觉得丢人极了，命令他：“以后不要再摆摊了，家里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他把脸一沉，气呼呼地说：“ 我还这么年轻，还能多挣点！”说这话时，他68岁，原本挺拔的腰身已经有些佝偻。
      大学时，远离家乡，我和父亲难得见上一面，所有的交流都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维系。他总是在电话里说：“想买啥就买啥，别太寒碜，我还年轻，养得起你。”
      毕业后，我留在大城市发展，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自己离父母越来越远，连电话都打得少了。偶尔打过去，父亲还是那一套话：“家里一切都好，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儿啊？在外面好好干，别瞎操心！”听他这样说，我就真的很少操心了。
      直到母亲的电话打过来，我才知道，父亲病了，是脑溢血。他一直有高血压，常年离不开降压药。他是在鞋摊前倒的，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年轻人都避之不及，何况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父亲躺在床上，高大的身躯被岁月打磨得像一片瘦小的叶子，眼窝深陷，颧骨凸出，头发白得如一团蓬松的棉花。而一周前，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还年轻……”
      看见我，父亲想要坐起来，并努力张大干瘪的嘴，做好了展示年轻的准备，但最终，只发出极低的声音：“我一直不敢老，怕我老了，你就没有父亲帮，没有父亲疼了，可我还是老了……”
      此时，在父亲的病床前，看着老如朽木的父亲，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不敢老”的良苦用心。而我，竟在他夸耀自己还年轻时，曾生出一丝厌恶与不满。

鱼，飘在空中

江飞

      ①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黠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②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鱼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

      ③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④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⑤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是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在这里死去。

      ⑥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

      ⑦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⑧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了寒冷的基调。

      ⑨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的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旁边。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那里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盗版影碟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摩着被踢打过的青肿的脚踝，坐在地上，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捱着饿。就这样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把她放了。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⑩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⑪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的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⑫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________“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________“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________“散学了，——你们走吧。”

感念老师

阎连科

    有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长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支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滴嫩黄细小的苗芽。

    我把这棵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觉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最好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少的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给列宁写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的。

    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是讲略带普通话的方言。

    而我，已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选自《土黄与草青：阎连科亲情散文》）

匠人与大师

梁衡

    ①在社会上常听到叫某人为“大师”，有时是尊敬，有时是吹捧。又常不满于某件作品，说有“匠气”。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

    ②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一个匠人比如木匠，他总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比如一般木匠每天做一把椅子，好木匠一天做三把、五把，再加上刨面更光，合缝更严等等。但就算一天做到100把也还是一个木匠。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判断他的高下是有没有突破和创新。匠人总在想怎么把手里的玩艺儿做得更多、更快、更绝；大师则早就不稀罕这玩意，而在不断构思新东西。

    ③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匠人从事具体操作水平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虽然这些经验体现和验证了规律，但还不是规律本身。大师则站在理论的层面上，靠规律运作。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面对一大堆数字，匠人满头大汗，一道接一道地去算，大师只需轻轻给出一个公式。匠人常自持一技，自炫于一艺，偶有一得，守之为本；大师视鲜花掌声为过眼烟云，进取不竭，心犹难宁。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送给小女儿当玩具，但是接着她又得了一个诺奖。

    ④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我们常说一技之长，一招鲜，吃遍天，这是指匠人。大师则不靠这，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因为凡创新、创造，都是在引进、吸收、对比、杂交、重构等大综合之后才出现的。当匠人靠一技之长，享一得之利，拿人一把，压人一筹时；大师则把这一技收来只作恒河一沙，再佐以砖、瓦、土、石、泥，起一座高楼。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大师并不只因物理，还有更重要的数学、哲学等。一个画家，当他成为绘画大师时，他艺术生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早已不是绘画，而是音乐、文学、科学、政治、哲学等。而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要求更高，马克思、恩格斯是一部他们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则是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学的宝典。

    ⑤这就是大师与匠人的区别。研究这个区别毫无贬损匠人之意，大师是辉煌的里程碑，匠人是可贵的铺路石。世界是五光十色的，需要大师也需要匠人，正如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人们对事物有识别，有一个较高的追求目标。在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就会有所上进；在民族有了这样一个素质，就会生机勃勃；在社会有了这样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创新的社会。

党史纵览（节选）

孟红

1951年2月，一辆汽车驶离北京西郊机场。直向中南海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彭德怀。他这次回国是要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以求得中央尽快解决。可是，毛泽东不在中南海，他正在玉泉山的静明园里。

彭德怀立即让司机调转车头向西郊开去。进入玉泉山静明园时。正是午后1时，毛泽东的秘书迎上前说：“彭总，主席正在休息，你先吃饭，等主席起来再谈吧！”警卫员也说：“请彭总等一等。”

彭德怀心急火燎，瞪起眼睛严肃地说：“我有急事要立即向毛主席汇报！”

秘书和警卫人员还想拦阻，彭德怀却顾不得这些，大步走去，推开房门进到屋内。毛泽东知道彭德怀要来。也了解他的性格。一面起床穿衣。一面风趣地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我这次冒险回来，是因为国内对志愿军当前在朝鲜战场面临的严重困难不太了解，如不尽快改善和解决，将影响到朝鲜战争的胜败。”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毛泽东收起了笑容问：“那里有些什么问题？”

彭德怀说：“现在志愿军的情况。一是经过三次战役后，伤亡很大。既不能抓到俘虏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青年参军。战斗力已明显削弱。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供应很不及时。三是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而战士经过作战，衣服鞋袜均破烂不堪，生病冻伤已是普遍现象。四是三八线以南是无粮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现象非常普遍，战士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甚至许多人患夜盲症。严重影响战斗力。美军飞机昼夜轰炸，而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运输，我们就无法尽快取得战争胜利。”

彭德怀讲完之后，毛泽东缓缓地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处境还不十分了解，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你彭老总的意见是对的，要做长期准备。我马上通知恩来同志，请他立即召集政务院和军队有关单位的领导人，你俩共同召开一次支援前线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和落实急需解决的问题。”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彭德怀早早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这里是总参谋部指挥作战的场所，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要在这里的会议大厅召集支援志愿军的紧急会议。

彭德怀在会上介绍了前线的情况，讲了兵员不足、物资缺乏、缺粮缺弹等严重困难。他说：“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前线的作战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国内各行各业、军队和地方都全力支援前线，特别是空军和高射武器应尽快入朝参加掩护后方运输线。”

周恩来接着彭德怀的话说：“彭总讲到的前线的困难。已向毛主席汇报过，主席很关心，我们国内要尽一切努力支援前线。”

可是，在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的人就说国内机构刚刚建立，也很困难。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看到这种情况，彭德怀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炮又很少，后方供应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死的、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会场上鸦雀无声。不少人都知道彭德怀火气大。但没想到他会在这样的会上发这么大的火。他们相互看着，不知该怎么说。

周恩来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不到特别困难的境地。彭德怀是不会回国的，更不会直闯毛泽东的卧室，这正是他耿直坦荡、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流露。于是，就劝说道：“彭总不要着急嘛，这些困难我们一定能解决的。”

散会后，周恩来对彭德怀说：“我要向主席报告，继续召开会议，一定解决前线的困难。”

彭德怀忧心如焚地说：“前线情况紧张，敌人又开始进攻志愿军阵地了，我得赶快回去。”

周恩来语气肯定地说：“你先回去，困难我来解决。”

彭德怀连忙说：“感谢总理！”

周恩来接过话说：“应该感谢你，感谢前方的将士，是你们顶住美军，援助了朝鲜，也保卫了祖国！”

很快，北京等几大城市的干部群众响应号召，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并迅速送往朝鲜，缓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后来，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