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下）》整理

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材料：中国近代化进程简表

阅读上述材料，提取材料中有关中国近代化的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三：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材料：美国史学家戴福士认为,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17世纪的基督教到19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是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

——摘编自张晨怡《中国近代文化十二讲》

阅读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符合逻辑)

材料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其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

材料二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在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够感和强化。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因而西方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