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巴金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

材料一：

（图片来源于2017年11月新华网）

材料二：

    从21日早上起，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迅速传播，到当日晚间，无数人的朋友圈已经被

    这篇文章刷屏。随着疫苗事件的持续发酵，恐慌、愤怒情绪蔓延，不少山东的家长们炸开了锅，纷纷用刷屏表达着愤怒。

    山东的家长之所以表现得格外恐慌和愤怒，原因在于几天前曝光的2017年11月的一起疫苗违法事件当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问题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家长的情绪反弹，有信息来源作为基础。

    而问题疫苗究竟销往哪里，自己的孩于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如果注射了又如何补救等，家长们眼前如同一个信息黑洞，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值得依赖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因此，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的正确方法，不是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是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既要跑在谣言前面，也要跑在猜想前面。

    首先，对于一些模梭两可的网络信息，要有权威部门及时发声。比如，《疫苗之王》所说“问题疫苗打入25万儿童身体”是否属实，就是一个对公众情绪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疑问，对于这类问题，不仅要迅速 释疑，而且要用确保准确的数据来提高说服力。

    其次，后续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处理思路，让民众吃上定心丸。民众的恐慌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深入分析，应该将之当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大方向是记录在案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也有详细的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不能得到通知并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家长心头的疑问，此类疑问不解，恐慌就难以消除。

（摘编自罗志华《“疫苗危机”：别让信息黑洞加剧恐慌》，《新京报》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三：

    这个周末，问题疫苗引发全民焦虑，无数家长连夜翻看孩子的接种记录本，一项项对照是否使用过问题疫苗。疫苗造假，曝光必须无死角，监管切莫轻飘飘。面对问题疫苗，忍耐后的质疑和冷漠，追问后的维权和用脚投票，都值得监管部门认真反思，慎重对待。

    近日，长生生物接连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百白破疫苗为“劣药”。国家药监局出手后，多家媒体跟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对事件的追问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的焦虑不断升级，唯有尽快公开真相，才能回应质疑。

    疫苗乱象，非一日之寒。行业积弊已久，奈何每次处罚都轻飘飘。

    我们看到，某些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恶企，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原因。

    这背后有个政绩观的问题。如果对这些恶企处罚太重，动辄判处“死刑”，势必影响当地的GDP和税收的数据，因此，处罚多是些“软刀子”。

    药监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流向市场的药品负责。对消费者而言，其权益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和维护。假疫苗横行，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做不到，设立这个部门干嘛？

    毋庸讳言，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依然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和不放心的问题之一，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它不仅关系着人民健康，也关系着人心聚散。

（摘编自胡琴《面对疫苗乱象，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人民网2018年07月22日）

死亡弯月

江岸

    年过五十，工友们都把卢守贵喊老头。喊什么倒不当紧，找工作可就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老板有顾虑也是对的，毕竟建筑工地上都是爬高上低的活儿，还是用年轻人稳妥一些。

    过年的时候，回到黄泥湾，卢守贵惊讶地发现，比他还大好几岁的邻居罗延成家居然又盖了一栋小楼，两个儿子一人一栋，很显然，他在外面混得很滋润。这就不能不让卢守贵纳闷了。

    论相貌，罗延成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皮，比他卢守贵更像个老头；论文化，罗延成小学都没念完，卢守贵好歹是初中毕业生；论技术，罗延成只能干个粗活，卢守贵在建筑工地上样样活计拿得起放得下……自己怎么就混得不如他呢？

    有事没事的，卢守贵就蹭到罗延成家，死乞白赖地套近乎。他陪着笑脸，掏纸烟敬他，还帮他点上火。吸空了一盒又一盒烟，他也没从罗延成嘴里套出他想听的话来。聊别的，罗延成谈得头头是道，嘴角起白沫儿，只要一问他在哪个地方发财，具体做什么行当，他们之间的聊天就即刻冷场，罗延成要么默默吸烟，装聋作哑，要么转移话题，说起别的事情来。

    罗延成越是守口如瓶，卢守贵越要洞察他的私密。套不出他的话来，卢守贵简直茶不思饭不想了！女儿出嫁了，可是儿子还在读高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挣不到钱，怎么支撑这个家呢？

    过完正月十五，打工的人潮又要往各地涌流了。卢守贵还没想好，今年到底要去哪里，去干啥。这天，他让老婆炖上肉焖上鸡，再炒几个菜。“今天有客人来？”他老婆问。“我要请罗延成喝酒。”他说。“咱们和他非亲非故的，请他喝什么酒？”“我今年想跟他一起外出……”

    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卢守贵什么也不提，只是一杯又一杯地敬酒。他想，只要罗延成喝高了，嘴上肯定就没有把门的了，到时候，还不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问什么他就交代什么。谁知酒至半酣，罗延成却放下了酒杯，不喝了。“兄弟，我知道你的用意，不是我不带你，这个活儿你干不了！”罗延成笑眯眯地说。“你能干，我怎么就干不了？只要你答应带着我，我一定干好！”卢守贵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你铁了心要跟我干？”“王八吃秤砣了！”

    两人结伴到了义阳市，找一间偏僻的出租房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罗延成带着卢守贵上了街。来到一处街口，他叮嘱卢守贵在街边坐着，待会儿他去找工作，无论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要惊慌，只管看着就是了。

    卢守贵听话地在街边行道树旁坐下了，远远地看着罗延成。罗延成在街边站了好一会儿，突然横穿马路。一辆轿车笔直冲过来，朝他撞去。卢守贵惊恐地叫了一声，赶紧站起来，向罗延成跑去。等他跑到马路中间，轿车已经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钻了出来，罗延成斜躺在轿车前面呻吟……

    回到出租房，罗延成得意地问，“你看清楚了吗？今天，我挣了一千元，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个工作，你敢干吗？”卢守贵一下子目瞪口呆了，吞吞吐吐地问，“你不是真的被车撞了吗？”“我说你干不了吧，你偏要跟我来。”卢守贵咬着嘴唇，低下了头。“要不，你再到建筑工地上找个活儿吧。”卢守贵想起了儿子今后读大学的高昂学费，慢慢抬起头来。

    当天晚上，罗延成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积累的经验全部授给了卢守贵：首先要选择没有摄像头的街口，免得留下证据；其次要选择上下班高峰期，免得车速太快；第三要选择相对高档的轿车，免得司机没钱；第四要选择和司机私了，不要上医院和交警队，免得今后都认识你……他甚至不厌其烦地把奔驰、宝马、奥迪、路虎等市内经常出现的名车标志一一在纸上绘了出来，让卢守贵务必烂熟于心。否则，遇到杂牌车，司机穷得像鬼，榨不出多少油水来！

    第二天，卢守贵怀里像揣了一窝活蹦乱跳的兔子似的，傻傻地站在街边，死活不敢迈步朝马路走去。

    临近中午，到了下班高峰，车辆陡然增多了。卢守贵看到，罗延成要横穿马路了。一辆轿车眼看着要撞上他，却忽然向左拐弯，躲开了他，轿车后面，一辆大货车跟过来，为了躲避轿车，紧急向右拐弯，将罗延成卷到了右轮下面……

    在交警队处理罗延成后事的时候，卢守贵听说，大货车、大客车向右拐弯的时候，由于司机视线受阻，车辆右侧是非常危险的地带，叫做死亡弯月。

（选自2018年5期《小说选刊》）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技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合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注释】①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百年孤独(节选)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像史前的巨蛋。

每年三月，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一个身材高大的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拿着两大块磁铁，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大家都惊异地看着，铁锅、铁盆、铁钳、铁炉都从原地倒下，乱七八糟地跟在魔铁后面。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他用自己的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这些家畜是他的妻子打算用来振兴破败的家业的，她试图阻止他，但是枉费功夫。在好几个月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着两块磁铁，勘察了周围整个地区的一寸寸土地，甚至河床。他掘出的唯一的东西，是15世纪的一件铠甲。

三月间，吉卜赛人又带来一架望远镜和一只放大镜。磁铁的试验失败之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甘心，马上又产生了将放大镜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他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放大镜。乌尔苏拉伤心地流了泪。那盒金币是她父亲一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心抚慰妻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他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请一个信使送给政府。他等待答复等了几年。最后等得厌烦了，他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梅尔基亚德斯，于是吉卜赛人归还了金币，换回了放大镜，并且给了他几幅葡萄牙航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梅尔基亚德斯亲手记下了修道士赫尔曼作的简要说明，把记录留给他，让他知道如何使用观象仪、罗盘和六分仪。在雨季的漫长月份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把自己关在宅子深处的小房间里，不让别人打扰他的试验。他完全抛弃了家务，整夜整夜待在院子里观察星星的运行……最后，他扬扬得意地向孩子宣布自己的发现：“地球是圆的，像橙子。”

吉卜赛人回来的时候，乌尔苏拉唆使全村的人反对他们，可是好奇战胜了恐惧，因为吉卜赛人说是要展出纳希安兹人最奇特的发明。大家都到吉卜赛人的帐篷去，花一分钱，就可看到返老还童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康健，没有皱纹，满口漂亮的新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觉得这一切既简单又奇妙，第二天他不再按时进餐，从早到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他向乌尔苏拉唠叨，“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他决定把马孔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村里的男人已经开始准备搬家，乌尔苏拉却像蚂蚁一样悄悄地活动，唆使村中的妇女反对男人的轻举妄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计划遭到一大堆借口和托词的阻挠，终于变成没有结果的幻想。有一天早晨他难过地对乌尔苏拉说：“既然谁也不想走，咱们就单独走吧。”“不，咱们不走，”她说，“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儿子。”“可是，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反驳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属埋在这儿，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乌尔苏拉温和而坚决地说：“为了咱们留在这儿，如果要我死，我就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试图用自己的幻想迷住她，答应带她去看一个美妙的世界。“不要成天想入非非，最好关心关心孩子吧。”她回答，“他们像小狗儿似的被扔在一边，没有人管。”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望了望窗外，看见两个赤足的孩子正在烈日炎炎的菜园里。他觉得，他们仅在这一瞬间才开始存在。他全神贯注地望着两个孩子，终于望得两眼湿润，他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好啦，”他说，“叫他们来帮我搬出箱子里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