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雪

    ①在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的电视实况转播里，看到奥斯维辛正飘飞着鹅毛大雪，仿佛老天也为之动容，流下冬天的眼泪，洒下祭祀的白花。远处苍茫的背景下，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处在低洼之地的木制和砖砌的营房和毒气室，在洁白飞舞的雪花中，静静地伫立着，无言地出示着历史的一份浸透着血泪的证言。

    ②触动我的不仅仅是纪念活动的场景，而是所有参加这一活动的人们一致要求，一定要把活动放在露天举行，虽然天正下着大雪。

    ③触动我的还在于，出席纪念活动的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波兰总统瓦希涅夫斯基在内的40多个国家领导人，他们都和所有出席纪念活动的普通人一样，坐在那里，头顶着一样纷飞的大雪。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都要把帽子摘下来，让雪花洒满头顶。

    ④130万人犹太人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110万人死在这里，苏联红军为了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60万人死在这里，是应该这样脱帽站立在这里，让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心一起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亡灵垂下来。无论是以致以哀思、幽思、还是反思，是报以忏悔、遗恨、还是缅怀，是出于悲伤、愤怒、还是激动，所有的人们都应该为人类自身曾经犯下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垂下头来。所有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置身在纷飞的大雪之中，所有发言者都脱帽垂下头来，看来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却将形式变成了内容的一部分 ， 而且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纪念活动移花接木变成了一种显示自己或展示自己的盛大Party。

    ⑤我们常常爱说和世界接轨，从此次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应该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⑥我想起有一次在长江三峡上的经历，航船途经一个小地方停靠码头，天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并不是雪），从码头到岸边的大路上，大约有五六百米，早早就铺好了长长的一溜红地毯，红地毯的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都已经淋湿在淅沥沥的雨水中。一位领导（不知是什么级别的领导）要下船，刚刚走下船梯，立刻就有一把伞花开一般张开，遮挡在领导的头顶，一行人前呼后拥着一路迤逦而去。船舷旁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大声呼喊着：“让列宁同志先走!”戏谑中含有讽刺和不满，自然流露的都是情绪。

    ⑦这样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已经见多不怪，习以为常。我们上行下效，愿意把大小一切活动搞得形式雷同而仪式堂皇。在官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更愿意把大小领导推在醒目的位置上，不管是在任何活动中，都让他们像是唱戏的主角一样风光无限才是。因此，如果是我们来操办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会怎么办?自然，也许我们会操办得更好，但我们会坚持一定要把活动放在露天举行吗?虽然天在下着大雪。我们会让各国领导人无尊卑非长幼地都站立在风雪之中吗?会不会搭建一个临时的主席台和遮挡风雪的塑料棚?会不会好心好意地为他们每个人头顶花开般张开一把伞?当然，更会不会在群众到齐顶着风雪站立老半天之后，才让各国的领导人在掌声中烘云托月般鱼贯出场?在他们出场的时候让扩音喇叭大声地播放着他们的头衔和名字?而在活动结束之后，让所有人仍然立风雪中，而“让列宁同志先走”?

    ⑧也许，这真的是值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⑨奥斯维辛的雪，真冷，真白，那样的晶莹，清澈。

选自肖复兴《我的人生笔记》

材料一：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安卓手机预装软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安卓手机平均预装软件数量约为9.2款，占用存储空间达634.4兆，同时近八成用户表示，虽然某些预装软件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但一般不会使用或仅会使用少部分预装软件。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的预装应用不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更成为手机功能正常体验的绊脚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过多预装应用的弊端很多。“一类问题是占据容量、消耗待机时间和偷走流量；另一类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干扰。前者是显性的但潜在危害相对较小，后者是隐性的但潜在危害大。”

    专家指出，有的手机预装70个以上的软件，甚至占到手机内置存储器80%以上的容量，它们在开机默认启动后会因占用CPU时间多而缩短待机时间，同时造成流量浪费。

    然而，用户私自卸载手机预装软件又成了另一大“雷区”。专家指出，在不能正常卸载预装软件的前提下，用户会选择“刷机”破解系统(获取ROOT权限)，之后就可以对任意的软件进行卸载。可是，这种操作会导致误删、误改手机系统必要的文件从而使手机难以恢复正常使用，也会使更多的病毒、后门软件侵入系统，极大地影响手机此后的安全性。“尽管手机生产商可以把上述风险归咎于用户自行破解的行为，但是厂家预装太多软件才是问题的起因。”陈江说。

    时隔数年，手机预装软件仍如同顽疾困扰着广大用户。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半厂商预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手机预装软件有较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很难杜绝。”陈江说。据了解，预装一款手机应用，手机生产商可以获得1到10元的收益。另外，预装软件对于软件商来说也是一种获得用户数量的手段。更有甚者，还会通过预装软件或者帮助用户“刷机”窃取用户信息进而贩卖，牟取不义之财。

（摘编自蒋其光《新规实施一月，软件仍难卸载，手机预装应用咋成了“钉子户”》，2017年08月0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工信部2017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检测和治理情况

（摘编自《二季度42款手机应用软件涉恶意“吸费”等被下架》

材料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用户依旧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暂行规定》的制定者——工信部的力量来督促是不够的。业内人士表示，手机出厂后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其中难免有软件商要求预装软件。对手机厂商、软件商和渠道商这条利益链，工信部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式监管。

    专家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模式是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即政府有关部门和消协加强合作，拓宽用户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工信部应尽快完善《暂行规定》，制定细则来界定可以预装、不可以预装和能够卸载的应用种类，并出台违反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规落地生根。

（摘编自尹志烨《卸载难》，2017年08月0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现在的校园贷“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导致的是“信息审核不严、高服务费、高违约金”问题，而大学生年轻冲动，虚荣心强，金融知识匮乏，防范意识薄弱，这些因素持续堆积，乱象就不可避免了。教育部、银监会等部委曾多次发文提示校园贷风险，多地地方金融局也下发配套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百般呵护下，一些大学生依旧没能逃脱非法校园贷的“魔爪”。这从客观上证明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旺盛，只有为大学生提供渠道畅通、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金融借贷服务，让校园贷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对于“校园贷”问题，除了加强监管，更要精准打击，必须及时补上漏洞，严格区分合法借贷与金融诈骗，对某些打着校园贷的幌子给大学生“挖坑”的借贷平台，该取缔要取缔，该重罚要重罚，不能手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遇制校园贷乱象的蔓延，并保障其健康、良性的成长。此外，大学生也要不断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同时少些虚荣心，避免过度透支消费。

（来源：《经济参考报》）

材料二：数据分析

今年2月，南京公安部门就大学生使用校园网贷情况进行了一次约3000名大学生参与的网上问卷调查。

材料三：

    园贷乱象触目惊心，如何解决？答案是打开校园贷的“正门”。

据报道，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5.6%，授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中银E贷路校园贷”最高贷款金额8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不会自律规范，即使靠制度约束和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监控，短时间内也难以奏效。更重要的是，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也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的信贷平台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必需品。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正规军”进军校园贷，除了强化了大学生们的信用意识，还降低了校园消费的风险。此前那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几乎全都是采取诱惑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审批就让大学生们掉入毂中。

（来源：中评网）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进入校园分期市场。不少平台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在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权衡营业状况后，选择主动清盘停业，由于这部分平台待收较小，容易完成清算，主动停业或许是平台良好退出的不错选择。“校园贷”本质上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具备其应有的工具价值。如果接受“校园贷”服务的对象能够挖掘其价值，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校园贷”是利大于弊的。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校园贷市场肯定不会消失，因为需求存在，近段时间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建议校园贷平台更加规范。对于校园贷平台适合转型的方向，马骏认为，可以随着毕业生的发展轨迹进行转型，比如目标客户为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这样也能有效地控制平台成本。

材料一：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 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 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 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 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 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 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

    “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据报道，小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的规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0年6月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大学不超过10小时。

    于是，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逐渐成为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尝试通过“弹性离校”的办法，破解“三点半”难题。据报道，自2017学年开始，上海市教委就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快乐30分”

    活动，供学生自愿参加，一般每周安排四天，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快乐30分”结束后，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提供看护服务，并鼓励适度延长放学后看护服务时间。2017年，南京市政府试点“弹性离校”，从主城区向城乡所有小学全面铺开实施。

    此外，天津、沈阳等城市均开展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等相关工作。2017年2月，教育部也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合法化。

（《“三点半难题”怎么破？听听部长怎么说》长城网）

材料二：

（节选自《中国教育报》）

材料三：

    有记者提问：“有小学下午三点半就放学，这个时间对于家长来说接送孩子可以说是一大难题，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解决？小学放学时间早催生了大量校外托管班，这些托管班‘野蛮生长’，急需规范。请问是否会像近期重拳整治课外培训机构乱象那样来规范校外托管班？”

    “三点半”现象之所以成为年轻父母们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这个现象更多地表现在大中城市。

    “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知，一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陈宝生表示，有25个省已经下发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陈宝生表示，对于现在存在的乱象需要进行治理，比如对记者提到的学校周围的托管班进行治理，加强立法，至少是有行政法规来加以解决。

（《人民网》2018年3月5日）

材料四：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弹性离校”也是一个舆论关注的话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课后服务”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多位教育界人士纷纷表示：“‘三点半现象’由来已久”，“教育局有规定，小学生在校上课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万一出了问题学校难辞其咎”、“人手少、没经费，心有余而力不足”。

    杭州市拱墅区多位公办小学的校长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学校不能办特长班，也不能实行有偿托管。没有相关政策和专项费用，学校也是爱莫能助。”

    记者采访的多位任课老师同时也是小学生家长，对“接孩子”难题深有体会：“有时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但老师也是普通人，每天早上7点多到校，一周十几节课，课后要备课，要批改作业，要进行教学研究，有时还要外出学习或者交流。放学后如果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义务照看孩子，有些力不从心。”

（《浙江工人日报》2017年4月8日）

姑妈的书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辞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四处打量着，手里是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台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订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的故事、小红帽的故事，还有一个士兵的故事。这几本书薄薄的，也就五六页的样子。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打败瑞典人》，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乔迁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订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订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就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说，“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整个这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里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怒吼道，“老婆！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个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什么米哈伊尔的写的，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带着圆圈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