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从唐朝的三品降到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不少基层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 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对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宋朝出台给太学生增发伙食补助、允许贫困太学生在校留宿等政策。 宋代教育虽然逐渐“平民化”，但也远未达到区域尤其是城乡协调。

——摘编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材料二：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 儿重要呢? “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 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 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 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 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三：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 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 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 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 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 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法国国民公会通过法案，于1794年3月11日成立“公共工程中心学校”，由内政部领导。并于1795年9月1日，将学校更名为巴黎理工学校。执政后的拿破仑在视察巴黎理工学校的时候，受到蒙日等学者的倡议影响，通过法案确定巴黎理工学校的办学目标是“传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和制图技术，特别是为炮兵、工兵、路桥、造船、军用和民用工程、开矿和地理等技术性的公立专科学校输送学生”。自此，这所为适应战争需求而创建的新型专科学校，确立了作为基础性学校的功能，而旧王朝留下的高等专科学校则转型为应用学校，从基础学校毕业的学生再到应用型学校加以训练即可成为各种专业人才。

——摘编自周敏娟、周文佳《拿破仑的教育改革思想探析》

材料二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筹划时就非常重视科学课程的设置，但其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变革主要体现在科学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师选聘上。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变革历程集中透射出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大学堂科学教育的变革得益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要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实现了并立与融合，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开始动摇传统治学方式的根基，近代早期的本土科技人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基于课程改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