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然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

    优秀诗人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选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来自太空的灭亡

    看起来宇宙生活相当平静，不是吗？白天，太阳有规律地发光；夜里，群星闪烁，令人安心。这是梦幻。整个宇宙都充满着危险、险恶的事物，它们相互冲撞争夺地位．都是为了将我们扫出地球表面。幸运的是，它们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有多少你认识的人是被质子分解致死的？——但是，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它们中的一个必定会消灭我们。那么，是哪一个呢？

    在我们可能遭遇来自太空的灭亡的所有方式中，最有可能的是被小行星彻底消灭。为什么？因为我们位于宇宙射击场，每天有100吨的物质射向我们。不过，每隔数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大吨位的，当这种大东西出现时，麻烦也就发生了。如果你能问问恐龙，我想它们一定会让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认真对待了。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B612基金会就致力于确保人类的命运不会以在未来的博物馆内陈列我们的骨骼而告终。他们建议：不用核武器，而用航天器撞击危险的岩石，迅速移动它的位置，然后利用另一个航天器进行微调，并利用它的重力把这块石头拖进安全轨道。这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但是，模型演示显示，这是我们拯救地球最好的办法。

    对我们来说，太阳还挺重要。没有太阳，我们会冻死。可是，太阳也到中年了：年届45亿岁的太阳已经差不多耗尽燃料，若干亿年之后膨胀为红巨星，可以吞下水星，熔掉金星，把我们烤成关味脆饼。甚至早在此之前——在不到一亿年——它就会热到足以升高我们的平均气温，导致温室效应失控，煮沸我们的海洋。幸运的是，那是从今往后漫长时间内的事。我会让我的曾曾曾曾曾N代曾孙去担心这件事。

    黑洞是误解。它们并未以行星和恒星的形式在星系中漫游，寻找可口的小吃，而是像数百亿其他恒星那样环绕银河系运行。不过，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漫游到过于接近我们的地方。如果它做到了，就会破坏行星轨道，导致地球落进太阳或被甩进外太空。黑洞不可能完全吞噬我们，但是考虑其他选择，也许相对有好处。不过，请注意，任何大质量物质都会惹麻烦，其中包括平时常见的恒星，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鉴于发生这样的事可能需要数万亿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游手好闲的黑洞。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一定会走到尽头，其中包括我们的宇宙本身。它已经130亿岁了，不过，在一万亿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物质本身也会土崩瓦解：长期以来被认为完全稳定的质子也许在约103年后碎裂。因此在那么遥远的未来，宇宙也许只不过是极其稀薄的电子和低能量光子雾，围绕永恒的虚无起伏。

    虽然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是如此遥远未来的事情，以致于目前宇宙的年龄看上去就像蚊子翅膀的一击。我们当然还有更需要迫切关注的事情。

    若问我的建议，就是走出去，抬起头，享受阳光、月亮和恒星。就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它们也许会永远存在……永远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保护方言，守望乡愁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2015年12月《人民日报》，有改动）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有删改）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更能表现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入胜地”，这使人人能自远的酒正能引人入胜地。这胜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