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融：中西园林的趋势

王向荣

    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是世界园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大瑰宝，它们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各自独立，后来又相互影响，到了现在更是互相融合。

    中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明悠久，人们对美丽神秘的自然充满了热爱与崇拜。根据古代传说，在昆仑之巅，有西王母的花园；在遥远的东海，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海岛。这些神话中展示的神秘山岳和美丽岛屿就成为中国园林的一种雏形。另一方面，中国大地秀美山川的景色无疑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自然，并成为中国园林模仿的对象，这种风景也被称为“山水”，中国园林试图以象征的手法展示这种自然的本质，追求“小中见大”，将大千世界的宏观景物微缩到小巧玲珑的“壶中天地”。中国传统园林从商周的“囿”、秦汉的宫苑，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盛期，并在宋朝发展成熟，一直到明清，其造园思想始终一脉相承，在园林创作过程中强调“意境”，追求诗情画意，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以物比德，园林经常作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反映园主的情操和思想，展现心中的世外桃源。

    西方园林起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里干旱少雨，只有沿河的谷地是绿色丰饶的，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灌溉，国土的风景也没有中国优美多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有着充分水源和灌溉系统的田园成为园林的蓝本，表达了“人间天堂”的理想。这些园林也多为实用性的园圃，如果树园、蔬菜园和葡萄园等，形式也是几何式的。

    随着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经由地中海传到欧洲大陆，西方园林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西方园林与农业景观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上也都是规则式的。到了l8世纪，英国的园林才开始由规则式转变为自然风景的形式，后来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林又影响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园林艺术。

    18世纪开始，东西方园林有了非常广泛的交流。l8世纪英国风景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园林的影响。那时几乎欧洲所有重要的园林中都有中国园林的景致，一座塔、一座桥、一个亭或一组山石，在欧洲的园林中建造中国园林的片段曾是一种时尚。而在中国也出现了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子，圆明园中有西洋楼、颐和园中有石舫，广东的许多园林更是东西合璧的产物。

    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思想和技术都进一步融合，东西方园林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园林的发展必须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文化，传承优秀的园林传统，保持自己独特的鲜明个性和特征。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7日12版，有删改）

    国学，何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却也让专家学者大为困扰的问题。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张岱年认为：“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其实，国学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化、知识化、普及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如何看待国学？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等思想都闪耀着古人的睿智，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精神表现。但是，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气质，亦有空谈心性，轻于实践的固有缺陷与不足；长于道德规范架构，短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使得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何种态度，站在何种立场，支持何种观点来看待国学，就成为关涉国学弘扬，国学复兴，国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对待传统，抱守残缺，故步自封要不得；数典忘祖，粗暴武断亦要不得。重提国学，弘扬国学，不是要拘泥于经典，食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寻找民 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普及中修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学研究该求是，还是致用？学术研究本身就包含了 “是什么”和“怎样做”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术研究要讲求客观，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中探究真知。“怎样做”是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在 实践中接受检验。探寻“是什么”是更好地解决“怎样做”的前提。君子有志于学，首先在于学能明道、明理。而通过这种思想创造活动，遵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学习规律，达到寻求真知目的，即求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为而为，则是“致用”，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固然保持了学人对社会政治的 紧密关切，避免了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但也会使不少人受此误导，认为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讲求功利的实用主义，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违背学术求真 求是的初衷。作为数千年学问积累结果的国学，我们不要总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应对现实问题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实 际、太简单化了。

    国学的使命是什么？这牵涉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学研究是某些领域的相关人士通过努力获得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普及则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让他们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亲近经典，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国学研究是国学普及的前提与基 础，国学普及是国学研究的延伸与补充。我们倡导具有包容、和谐、共生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借助国学研究与普及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国家形势相适应的，能满 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也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不仅要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也要用发展的眼光 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

（摘编自《学理论》有删改）

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

    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陈祖武《人民日报》有改动）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

    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他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汉高帝十二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因为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

（节选自周国林《仁义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楼宇烈《家是中华文化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