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

单仁平

    “中华民国”，这个在大陆社会中几乎沉没的记忆符号，这些年因种种缘由又浮现出来。是的，它不全是记忆，它还在台湾保留了一块残片，并在统独问题上扮演着复杂角色。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家历尽沧桑，大陆社会见多了，前进了，也对围绕“中华民国”的各种元素多了些宽容。

    然而在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以及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这种思潮下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称那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

    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当时中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工农大众挣得很多，大学教授的家庭都用得起多名仆人，铁定属于当时的上流社会。此外民国时期出了几名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受到当下学术界的普遍推崇。

    有非常少量的人宣称他们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一”国庆节，而“只过双十节”，在小圈子里博得掌声。

    必须指出，赞美民国作为一些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是有逻辑的。作为对旧时代的一种“纯怀念”，也可以理解。怀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这就像民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怀念满清时梳辫子，中国现在还有一些人怀念“文革”时代一样，它们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及心理原因，成熟社会对它们的态度应是能宽容时则宽容。

然而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们的鼓吹就不再是小资的东西，而是在搞恶意欺骗，他们的把戏应当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

    民国真的好吗？如果它真好，当初就不会被中国人民那么坚决地抛弃。中共以成立之初才几十个人的“小众”，其力量甚至不如今天微信上一个稍大点的圈子，却用28年的时间动员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摧枯拉朽般把国民党的庞大国家机器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烂透了，烂得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彻底失了民心，这一切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奇迹般发生!

    当时大学教授的境遇大概的确不错，但全中国当时才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一共才有多少教授？一项研究表明，1936年中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学生只有41922人，这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

    少数大学教授当时的优越生活对工农大众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如此之大的社会差距在发达社会里不可想象。有人指责怀念民国大学的人，称他们是怀念当时大学教授百倍于工农薪酬所支撑的那份生活，不能不说这样的指责有一定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堪称“一团糟”，当时的国家治理甚至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也未能突破地方力量的实际割据，是浮在半空中的，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内河里还游弋着英国军舰。这样的国家面对东洋小国日本的侵略，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抗动员，国民党政权应当对中国遭日寇的蹂躏承担责任。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民生水平以及对国民各种权利的综合保障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我们可以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以及一些时间越久越让我们感到亲切的面孔，但歌颂那时的国家制度和它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以及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伟大变化的所有人的侮辱。

    还是让“民国热”作为小资情调保持其特有的醉意吧，最好别把它带到正儿八经的舆论场来。因为它会瞬间变得十分丑陋。稍微一扒，它里面的无知和装腔作势就暴露无遗。

（选自《环球时报》有改动）

拯救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朱竞

    从历史来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汉语和汉语写作饱经磨难，作家白先勇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没有一种语言像中文那样，在这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变革。从晚清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言文一致”运动开始，汉语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推行世界语、汉字的拉丁化、语言大众化和解放后的繁体字简化方案，80年代的电脑化挑战等。面对民族性生存危机和现代化召唤，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口号。作家王蒙也曾呼吁全球华人保卫汉语，展开一场保卫战。王蒙先生针对的主要是由于英语、拉丁文在国内的普遍使用，使得中华母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这是出现了汉语危机的事实。

    现在看来，危机已不仅仅来自外语的威胁，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

    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传播着没有道德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损害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一个介乎“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而批评和理论界也难以超拔。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出现了“失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文革”语言的影响，“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在历史与现实、“内忧”与“外患”的多重夹击中，汉语如何延续其传统的血脉，创造新的辉煌，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我们能否意识到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那曾经被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鲁迅骄傲地向世界展示过的，延续着几千年中华文化命脉的，最切近我们心灵的母语呢？

    汉语危机还来自“全民学英语”热潮的冲击。一位学者曾经作过一项统计，在“社会·文化”网点下的120多个讨论本国文化的小组中，放弃本国文字而使用英文的国家中以中国为最的。一个以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联网讨论组，本来应该是使用汉语的好场所，然而多年来也一直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就连中国人之间的网络通信，也为方便安全而使用英文。

    汉语危机不仅仅来自“全民学英语”热潮的冲击，网络语言向现实生活的渗透也为原因之一。一位语言学家曾对网络语言发难，称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一位高级教师曾说，有些同学在作文里时常地冒出个网络上的词语，一些年纪大的老师根本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对此若不加以引导，学生极有可能养成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坏习惯。”

    有一条让人非常难忘的新闻的题目是：《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能用普通话交流》。我的理解是，汉语交流的障碍率是50%左右。这意味着汉语的魅力和公信力都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是如此地隐蔽，以至于人们会为“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能用普通话交流”感到高兴和自豪。

    发人深思的是，目前，当汉语在故乡受到冷落时，全球“汉语热”却在持续升温。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2 300余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 000万，汉语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

纵然“汉语热”热遍全球，纵然我们的后代都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但在汉语的故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倘若“汉语危机”的呼声一直不断，我们又怎能尽展欢颜？

(选自《汉语的危机》，有改动)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两个李白

    （甲），过去有着较多的论述，发表于近期《文史知识》上的《李白与月》一文选择新的切入口，通过对“李白笔下的月光世界”和“月光世界里的李白”的分析，探讨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并阐述了作者对“两个世界，两个李白”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白是个活动在上层社会的政治抒情诗人，其主要作品是以怀才不遇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抒情诗；此外，李白诗中还有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人生若梦。这两个基本主题贯穿着李白的大部分作品，从中我们看见的李白是高傲的李白、由于感到没有出路而忧愤不已的李白、放浪不羁并对许多公认的神圣观念表示轻蔑的李白、“世人皆欲杀”的“狂人”的李白——这就是上层社会中的李白，其言语行动均表现出鲜明的叛逆性格。然而，从李白诗歌中还能看出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李白。这个世界里的李白不谈政治，也很少发牢骚，而主要是赞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歌咏友情，抒发思乡、相思、惜别、怀古这样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有的感情。诗人笔下的这个世界充满光明和人生的情趣，从中看见的李白主要给人以天真纯朴和性情温和的印象——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同下层社会接触中的李白，表现出人人都会对他感到亲切的平民性格。两个世界、两个李白，区别明显而又相互映辉，相得益彰。正因为“狂人”的李白是那样骄傲狂放、目空一切，我们才更加喜爱他在自然界、日常生活和在同下层社会接触中表现出来的平民性格；同样道理，正因为普通人的李白是那样温和平易、热爱生活并富于情趣，我们就更加同情他在上层社会表现出来的叛逆性格。

材料一：

    随着国家政策频繁出台利好新能源汽车，各地方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截至2018年6月20日，全国共有上海、深圳、重庆等15省市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奖励政策。

在如此大规模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产销量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1—5月，汽车产销均呈增长趋势。5月，汽车生产234.44万辆，同比增长12.84%；销售228.77万辆，同比增长9.6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万辆和1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5.6%和125.6%。

    就在这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一个致命的问题却悄然浮现。一些为蹭热度、蹭补贴进入这个领域的电池厂商生产出来的电池远远达不到新补贴政策要求，由于产品不合格，生产的大量电池只好报废。福建猛狮科技总经理王少平表示，“国内锂动力电池正在向高品质、有产能的企业集中，大者恒大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明显。”而随着动力电池市场的进一步升温，锂电池行业内的企业分化开始进一步加剧。

（摘编自《动力电池市场的“内忧外患”》，上海有色网2018年6月21日）

材料二：

    2017年全球动力电池销量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就有7席，占据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我国在全球电池市场所占的份额将达七成以上；目前我国电池生产企业已超过了200家，是全球拥有锂电池生产企业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串数字，并没有让业内人士觉得骄傲。

    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所长周震说：“从行业角度来看，美国有比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目前仍然引领锂电池原始创新、核心材料研发；日本作为电池材料制造大国，生产规范严格，能够最先制造出新的成品电池；我国和韩国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进。”据了解，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都已实现了国产化，唯独隔膜仍是短板。核心专利缺乏，隔膜等关键材料不给力，不仅成了国产锂电池难以承受之痛，也拖了国产锂电池企业“走出去”的后腿。

（摘编《一层隔膜两重天：国产锂电池尚需拨云见日》，《科技日报》2018年6月22日）

材料三：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日前宣布，该国部分企业及学术机构将在未来五年内联合研发下一代电动车全固态锂电池，并力争早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00亿日元，丰田、松下等23家汽车、电池和材料企业以及京都大学、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15家学术机构将共同参与研究，计划到2022年全面掌握全固态电池相关技术。 

    此前，法国雷诺汽车业务负责人诺曼德表示，全固态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工业的新希望，在成本、密度和热稳定性方面都较目前的锂离子电池有巨大优势。

    相比于传统锂离子电池，全固态电池将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相同能量下，全固态电池更薄且体积更小，从而方便应用在新型小尺寸智能电子设备，实现终端产品的小微型化。其次，全固态电池轻便，能量密度高。综合考虑到以上两大因素，全固态电池相比于一般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到目前为止，许多实验室中，都已经可以小规模批量试制出能量密度为300—400Wh/kg的全固态电池。从能量密度的数据上看，全固态电池带给人们的直观体会是我们的手机等电子产品从“一天一充”升级到“两天一充”。

（摘编自《日本为何对全固态锂电池情有独钟？》，OFweek锂电网2018年6月20日）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