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信，字彦实，其先休宁人，洪武中戍河间，因家焉。信举正统七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也先犯京师信督军守西城都督孙镗击也先失利欲入城信不纳督军从城上发箭炮助之镗战益力也先遂却。景泰元年，请振畿辅饥民，复河间学官、生徒因用兵罢遣者，皆报可。明年二月，出为山东右参政，督饷辽东。巡抚寇深奏盗粮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视旧加大，属信钩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纳人于死!”深由是不悦信。天顺元年，擢太仆卿。京卫马旧多耗，信定期征之。三营大将言太仆苛急，请改隶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仆马数，勿使人知。若隶兵部，马登耗，太仆不得闻。脱有警，马不给，谁任其咎?”帝是之，乃隶太仆如故。明年，改左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都指挥夏霖恣不法，佥事胡鼎发其四十罪，信以闻，下霖锦衣狱。门达言信不当代奏，时寇深方掌都察院，以前邻劾信。征下诏狱，降南京太仆少卿。母忧归。成化元年，起兵部，寻转左侍郎。四川戎县山都掌蛮数叛，陷合江等九县。廷议发大军讨之。以襄城伯李瑾充总兵官，进信尚书，提督军务。至永宁，分道进。信与瑾居中节制。转战六日，破寨七百五十余。前后斩首四千五百有奇，俘获无算。录功，进兼大理寺卿，与白圭同莅兵部。信欲有为，而阻于圭，数称疾。改南京兵部，参赞机务。明年致仕，逾年卒。谥襄毅。

    信征南蛮时，制许便宜从事。迄班师，未尝擅赏戮一人。曰：“刑赏，人主大柄也，不得已而假之人。幸而事集，辄自专，非人臣所宜。”在南京，守备臣欲预钱谷讼狱事，信曰：“守备重臣，所以谨非常也。若此，乃有司职耳。”论者韪之。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六十》）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檎渠魅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闺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 ， 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跸，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 ， 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计，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经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杜范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谪告。夜四鼓 ， 遂卒。讣闻，帝震悼曰：“元杰前日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邪？”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三》，有删改）

    郑文宝，字仲贤，右千牛卫大将军彦华之子。彦华初事李煜，文宝以荫授奉礼郎，迁校书郎。入宋，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卫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以渔者见，陈圣主宽宥之意，宜谨节奉上，勿为他虑。煜忠之。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除修武主薄。丁外艰，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陕均税次渝涪闻夔州广武卒谋乱乃乘舸泛江一夕数百里以计平之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加工部员外郎。时龙猛卒戌环庆，七年不得代，思归，谋乱。文宝矫诏以库金给将士，且自劾，请代偿，诏蠲其所费。朝廷议城古威州，文宝言：“威州竖石盘互，不可浚池。城中旧乏井脉，一旦缘边警急，岂可御哉？臣请建营田积粟实边之策，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使为朝廷用。经营安西，绥复河湟，此其渐也。”诏从其议。真宗即位，徙河东转运使。尝上言管内广锐兵万余，难得资粮，请徙置近南诸州，又欲令强壮户市马，备征役。宰相李沆等以为广锐州兵，皆本州守城，置营必虑安土重迁，徙之即致纷扰。又强壮散处乡落，无所拘辖，勒其市马，亦恐非便。上复令文宝条对，文宝固执前议，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上曰：“煎令团并军伍，改置营壁，欲其互移本贯，行之已久。”而文宝确陈其利，因命钱若水详度以闻。若水所对与沆等同，遂罢之。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员外郎。车驾祀汾阴还，文宝至郑州请见。六年，卒，年六十一。

（取材于《宋史·郑文宝传》）

    [甲]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右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乙]佚之狐，郑人，佚之俅之子也。

    狐少善思辩，多才识。为幕僚，常得郑君宠之。晋侯、秦伯围郑，郑危在旦夕。狐求见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

    武使秦，秦晋师还，郑遂安。郑伯欲厚赏武。狐闻之，言于郑伯曰：“武，舌辩之士，以口舌退师，功高莫大，厚赏，理也；然，武终为隐者之徒，非臣举之，终老亦未见其名，何功之有？窃以为当赏者，臣也。”郑伯愕然，赏之。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 ， 部使者赵抃惑于谱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柿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用抃及吕公者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今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留对榻夜谈越三日及还 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节选自《宋史·周敦颐传》）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尤其是文学创作走上了“快车道”，大量作品竞相问世，百卉千葩让人（   ）。新世纪文学带来海量阅读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创作的思考？纵观历史，有司马迁历时十余载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有曹雪芹（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回眸当代，有鲁迅痛定思痛、以笔为枪完成“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呐喊》；有沈从文朴素自然、细腻入微展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边城》…… （       ），            。同时这些著者更是以一丝不苟与精益求精的精神，完美地诠释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创作品质。而如今文学的“大众化”“生活化”“社会化”虽催生了创作的繁荣，但在繁荣背后也存在（       ）的现象。面对“走得快”还是“走得远”，文学创作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只有在追求创作多元化的同时，坚守“载道与言志”，才可迎来文学创作的“春风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