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加强国防经济建设和156个重点项目，推动工业化建设，发展合作社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上述基本任务，“一五”计划还提出了12项具体任务和相应的重要指标：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方针，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也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贸易业，培育各方面的人才，加强人员综合素质，要逐步改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继续创新手工业，加大生产和出产速率，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摘编自席芬芬《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研究》

材料二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确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它是在汲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双百”方针非一朝一夕之功。1951年，毛泽东谈到了“百花齐放”；1953年提到了“百家争鸣”；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明确了其地位。

——摘编自徐骁《“双百”方针的历史演变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