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2万人，较2014年增加3万人。

    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龄学生人口的下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90年达到峰值，超过2500万人，此后，全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从2001年至2014年，新生儿教量进入个平稳期，长期徘徊在每年1600万左右。根据适龄人口统计以及在校生存量分析，未来一个阶段，高考报名人数基本探底。截至目前（5月28日），包活北京、江苏、湖北、浙江等22个省（自治区）公布了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13个省份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北京、辽宁、江苏等省份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河南、江西、新疆等省（自治区）高考报名人数则有不同程度上涨。然而，无论是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还是上涨，各地高校招生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52.37万人，同比增加6.39万人，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开放报告数据，2014-2015年赴美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24552人，较前一年增长12.7%，且首次超过同期赴美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据媒体报道，已有包括悉尼大学在内的数十所国外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考生凭高考成绩即可报考。随着国外高校强有力的竞争，中国高校内外交困，提高自身质量与竞争力已经刻不容缓。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几年，国际学校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热捧。从《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得知，中国目前己有597所国际学校。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国际班录取线已超过校本部。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基础教育调查报告》）

材料三：

    3月31日，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阻会并对外宣布，并对外宣布，从2017年起将全面推行大类招生，纳入本科招生的所有专业将整合为16大类，包括数理类、化生类、能源类、计算机类等，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将会按照专业大类来填报。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高校都在尝试推行大类招生。部分985、211高校将不得不面临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低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情况，而高校中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专业甚至会遭受无人报考的境遇。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 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我国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有所增多，“十四五”以后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的影响，人口增长势能减弱。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

（摘编自《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

材料二：

2012-2016年全国人口总数及增速

注：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内出生人数—年内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当全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值，当全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时，则为负值。

（资料来源于《2016年中国人口总数统计及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析》）

材料三：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背后的原因是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结合。在一个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社会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正金字塔形，老龄人口占比较小。在一个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社会里，人口年龄结构则趋向倒金字塔形，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率在多数年份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随后，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下滑，到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下降到千分之七左右。最近十年死亡率略有上升，主要原因是老年人比重越来越大，而老年人是死亡率较高的群体，因此会带动整体死亡率上升。

（摘编自王非、赵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后果及应对措施》）

材料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根本上受益于自身有利的人口结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窗口正好重叠，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与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密切相关。1985-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4%。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富裕人群闲暇追求倾向的增强，以及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劳动参与率也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1985-2007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增长幅度为—0.07%，2008—2015年为—0.24%，未来5年估计为—0.50%。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增长速度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由1985-2007年的1.5%，下降到2008-2015年的0.36%，2016-2020年估计为—0.9%。

（摘编自张雯鑫《2016年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将为负》）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传统治疗药物在治疗遗传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时，大多仅能暂时缓解症状，但不能控制疾病继续恶化，而且还会引发不良反应。另外，对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不能很好地解决正常组织的修复与重建问题，更不能逆转原来组织器官的进一步被破坏的进程。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索更为理想的治疗模式。基因治疗不仅可以弥补上述不足，而且还可以针对其发病机制，在分子水平进行治疗。因此，基因治疗在未来的医学疾病治疗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因治疗即向靶细胞导入遗传物质，在基因水平调控缺陷基因表达或以正常基因矫正替代缺陷基因，以治疗相关的遗传病或基因疾病，它包括基因置换、基因修正、基因修饰、基因失活等。治疗范围也已从常见的单基因疾病扩大至多基因疾病，从遗传性病扩展至获得性疾病。

——（摘自《基因治疗研究进展的认识与感悟》）

材料二：

    迄今为止，大多数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都是针对癌症的治疗。许多不同的癌症都已成为基因治疗攻克的目标，从插入肿瘤抑制基因，免疫治疗到溶瘤病毒治疗等一系列的策略已被应用于治疗癌症。p53基因是迄今为止最常被转移的肿瘤抑制基因，也有一些临床试验结合了p53的基因转移与化疗或放疗。癌症的免疫治疗旨在增强肿瘤宿主体内肿瘤抗原的细胞反应，不同的策略都在临床中使用，包括用表达免疫刺激分子的肿瘤细胞接种，用编码肿瘤抗原的重组病毒载体接种疫苗，用宿主细胞接种疫苗，工程细胞表达肿瘤抗原或肿瘤衍生的RNA，裸DNA疫苗和肿瘤内注射编码细胞因子或主要组织相容性分子的载体。溶瘤病毒治疗利用特异性病毒肿瘤细胞中的靶向和复制，导致细胞裂解，从而杀死感染的肿瘤。

——（摘自《2018全球基因治疗研究报告》）

材料三：

    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是因为HIV病毒会识别并摧毁人体T细胞,而病毒能够“认出”T细胞,由于T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的存在。1996年，HIV病毒入侵T细胞的主要共受体CCR5被发现,艾滋病病毒表面的某种蛋白会与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在CCR5的帮助下，实现对免疫系统的破坏。随后的研究发现，CCR5-Δ32纯合突变的CD4阳性T细胞具有抵御HIV感染的能力。这一基因突变后，免疫细胞表面的CCR5受体就会发生变化，艾滋病病毒表面的某种蛋白与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就无法照常进行了。因此, 敲除人成体造血干细胞上CCR5基因就成基因治疗艾滋病的关键。病毒在攻击目标细胞时，会把自身DNA整合到宿主细胞中。面对此等“不速之客”，细菌会利用各种方法“清理门户”，CRISPR/Cas9系统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种存在于细菌当中的后天免疫机制，它能识认出外来DNA并加以记录，以后如果有相同的病毒再次“来犯”，这种机制就能立刻将其识别，并摧毁其DNA，防止自身沦为“病毒工厂”。2017年，邓宏魁课题组建立了利用CRISPR/Cas9进行人造血干细胞基因编辑的技术体系，利用这种比传统的基因编辑组技术更易用、成本更低的技术，他们完成了人成体造血干细胞上CCR5基因的敲除。邓宏魁的研究成果表明，世界首例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的案例由我国科学家完成！

——（摘自《世界首例：北大教授以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