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菩子

沙克

    寒风就像冰箱里拿出的快刀，往所有的缝隙里戳着嗖嗖的冷。鞋匠菩子用老式的三块瓦棉帽捂住头和脸，把小区大门外的鞋摊挪到墙角处。

    我把穿了六年多的一双磨砂牛皮鞋递给菩子。这双鞋已被他修补过几次，鞋跟磨塌了他给打上鞋掌，鞋底和鞋帮间脱口了他手工用针线缝合。这次还是让他打鞋掌。我右脚的鞋跟磨得厉害，每年都要给皮鞋打一次右掌，不然走路时脚底往外侧歪。菩子用一只半椭圆形的黑色橡皮掌在鞋跟上试试，又换一个小些的试试，都觉得不满意。他从铁柜子中拿出一个小木盒，翻了个底，找出一块与鞋底同质顺色的马蹄形牛筋掌。不过太大了，形状与鞋跟的磨塌处不相干，于是他用剪刀把它剪成半椭圆形，用锉子把鞋跟磨塌处的灰尘锉掉，表面稍稍锉毛，用黄胶涂抹鞋跟与鞋掌，放到脚边风干一两分钟。

    一阵旋风像水流一样冲过来，被我从头包到腿的大棉衣挡着。菩子的身体似乎歪了一下，鼻涕流到嘴唇上，他撩起蓝布围裙的一角擦掉鼻涕。“你凑合着打个掌就行了，旧皮鞋值不着用功。”我有点替他着急。“那不行，靠手艺吃饭马虎不得的。”一两分钟的空隙里，菩子看到左脚那只鞋子的侧面有一点点绽缝，拿到修鞋机上哒哒哒地缝好。

    然后，他把涂过胶的鞋掌和右鞋跟压在一起，接着，再把残剩的牛筋掌剪下一小块，先用锉子把两面使劲锉毛，锉下来的粉末落在他腿上铺着的帆布上，再用削刀削成扁扁的楔状，两面涂上胶用嘴巴吹一吹，塞进鞋掌与鞋跟间合不拢的三角缝中，再放在铁鞋托上用小钉锤给锤实了。在楔状小块塞进去之前，他已经把帆布上的粉末撮起来撒进三角缝中，这样鞋掌、楔状小块和鞋跟间就粘得严密实在了。

    贴着鞋跟侧面的弧度，他用削刀把鞋掌和楔状小块削平。“好了。”他把鞋子递给我查看。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不用了，拿走吧。”我说，“那不行，你得收钱。”他说，“给两块钱吧。”我说，“给你五块。”他摆摆手说，“打个小鞋掌就两块，对哪个都一样鞋匠菩子

    这是午饭后，没什么人拿鞋子来修，菩子修补着寄放在他这里的一堆鞋子。我没什么事，穿那么多衣服不怕冷，和菩子聊天也不影响他做事。

    “我爸爸有一双在部队时发的军皮鞋，从1948年穿到1977年，我接着穿就是穿不坏。现在的皮鞋连布鞋都不如，像草鞋，几个月就穿坏了，穿年把就得换新的。”我起了话头。

    “过去的军皮鞋是厚牛皮做的，是头层皮，鞋头还衬着钢板，能不结实么。现在的牛皮鞋，是用剥离过几层的牛皮做的，有的薄得像牛皮纸，黏衬上别的仿皮材料，看起来厚实一点，其实吃不住穿的。”菩子答着话。

    “再薄的真皮鞋，也不至于穿半载一年就坏了啊。”

    “现在的做工哪能和过去比，糊弄出鞋样子，表面好看就行。好多皮鞋说是真皮鞋，其实是合成革的材料……”

    菩子扶着鞋摊柜站起来，伸展一下腰身。他只有一米四几，被小儿麻痹症致残的腿根本伸不直。他摸着裤腰上的牛皮带说：“你看过去的东西，是没剥层的牛皮做的，用两代人都断不了。我父亲十八岁时开始用的，用到他死，我又用了三十多年。”他的牛皮带表面像蜘蛛网似的，跟他皴裂的手掌一模一样，连颜色都一样，灰不拉几中带点黄。

    “哎，菩子，假如皮鞋都像过去那么牢固，皮鞋厂和皮鞋店就完蛋了，产量销量要减少几倍。”

    “呵呵，那我做鞋匠的也完蛋了，养不活老婆儿子了。”

    菩子的老婆是个身强力壮的哑巴。他的儿子在职业技术学院读建筑工程专业，是个能说会道的大块头，还在学校的业余拳击队里当队长。菩子特别为儿子骄傲：“我们家原来有五口人，四个是残疾人，父母死了儿子长大了，我也老了，五十九岁了。以后我们家再有五口人时，健康人就占多数啦。”

    我拿起装着磨砂牛皮鞋的塑料袋起身离开。走到小区门口时，想起什么，就又走了回来。菩子坐在那里，埋头摇着修鞋机补鞋子，矮小的身子被鞋摊柜遮得没了影子。多少年来，他一直被鞋摊柜挡在后面。

    “菩子，你坐得偏一些，别让鞋摊柜挡住你的人。”

    菩子乐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帮他把鞋摊柜往大广告伞的旁边移了几十厘米，对着马路现出菩子的身体。

（有删改）

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

    小镇上来了一位将军，一位挂着休养的名儿在接受审查的将军。

    我们第一眼看见将军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从心里叫起来：“他怎么会是一个将军呢！”矮小干瘪，一脸打皱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

    将军常常独自一人站在十字街口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下。拄着茶木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段。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他还有很厉害的火气。

    那一天是个假日。在开得刚刚能伸进一只手臂的肉铺门前，人头汹涌，乱哄哄地吵得震天响。

    将军站在老樟树下盯着这一切。突然，他走到沸腾的人群后面，举起那根茶木棍，在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背上敲了敲。这个满头大汗的人，正大声嚷嚷着，他是领取机关配给的，有优先权。现在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马上就从人堆里退出来。“老，老首长，有事吗？”他刚入伍到此地不久，知道这是个老将军

    “哪个单位？干什么的？”

    “驻军炊事班的。”

    一阵沉默。

    “立正——”将军突然一声大喊，这完全规范化的严厉的口令声，一下就压倒了整个街口乱嗡嗡的嗓音。

    口令继续从将军急迫的呼吸中迸发出来

    “向左——转！

    “跑步——走！”

    将军对着小兵跑去的方向，以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着，胸脯强烈起伏。

    十字街口霎时鸦雀无声。好像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约束力量，刚才忘我地拥挤着，冲撞着，喧嚣着的人群，鱼贯地排起了队形。

    不久，镇上发生了一桩极其重大的事件。

    那天，将军来了急病。他蜡黄的脸上淌着冷汗，他刚走进镇医院诊疗室，看到一个妇女拉着护士在哀求：“救救我的伢吧，我赶了三十里路，天还没亮就到了，可现在……”将军伸手触到孩子的额角，立刻缩回来，喊道：“快，快把他抱进来。”随后，他自己一阵风似地扑到医生的桌前：“医生！急诊病人！”

    桌子后面，本镇最高贵的女人，镇长夫人，医院负责人，主治医生，正在给一个远房亲戚听诊。这位亲戚正眉飞色舞地给地数着一笔账——他女儿这次订婚的收入。女医生听得如此入迷，以至于听诊器老半天没有揶动了。听见将军的呼喊，她斜了一下眼：“再快，也得挂号。”

    “我挂的是一号！”农村妇女急忙说道。

    “我问你，这个人挂的几号？”将军指着女医生的远房亲戚。

    “嗬嗬嗬，你是专门寻老娘的麻烦来了哈。我问你，你是这伢子的公还是爸？”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识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了脑袋。

    但是，拐棍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咔啪”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了两截。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全镇。一向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小镇人，脸上居然也有了一种不怎么安分的愠怒之色了。

    很快，一个阴影笼罩了小镇。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逝世了。噩耗宣布的当天上午，将军出现在街口的老樟树下。

    在料峭的冷风中，将军显得异常憔悴。

    “同志们……”他喊着，喑哑的声音听起来觉得陌生。人们默默站住了。他弯下腰，吃力地拉开一个硕大的提包的拉链，露出了一整袋黑纱。然后，他抬起头，突出的喉结艰难地抽动了一下：“请吧……”

    不需要解释。人们不假思索地一个跟着一个，从将军脚前的提包里拿起黑纱，佩戴起来。

    “谁叫你这样做？”镇长的一只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从后面按到将军的肩上。

    ①将军一声不响。

    “我们已经传达通知，基层和民间一律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①。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②将军纹丝不动。

    镇长暴怒地转过身，面对街口，大喝一声：

    “你们都给我站住！把黑纱摘下来！”

    人们惊惶地站住了，但谁也没有动手摘黑纱，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将军。

    镇长朝将军转过身来。

    ③将军连眼珠也没朝他转一下。他脸上有一种漠然的平静。

    “你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等着吧，等着我来打发你们！”镇长扭歪了嘴脸说道。紧接着，他从街口消失了。

    一直到完全看不见镇长了，将军突然张开嘴，艰难地喘息起来，然后，颓然倒下了……

    历史有个坏脾气，喜欢嘲弄极力要驾驭它的人。这一年十月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巨变以后，的确有一些人被打发了。不过，不是镇长所预言过的那些人，而恰恰是镇长本人。对将军的审查也证实了那些罪名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不实之词。

    当我们按照新世纪的蓝图，着手小镇建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为将军建一个纪念碑。但是，该建一个怎样的纪念碑，却吵开了。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位老人挤到人群中间，把他枯瘦的手颤巍巍地举起来，指着那棵老樟树，说：

    “什么纪念能比得上它呢？它老皮斑剥，叫雷轰了顶，但是它根不死！看看吧，这碧绿鲜亮的新枝枝，新叶叶……”

    在老人哽咽着说完这些话以后，我们突然觉得这棵树变成了将军：他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小镇的种种变化。

【注】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下令禁止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杏花村访酒

梁衡

    一般的可游之处，大约有两类。一是风景特殊的好，悦目赏心，怡人情怀；二是古迹名胜，可惊可叹，长人见识。当我去过我国著名的汾酒产地山西杏花村后，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将它归类。

    说是村，并名以“杏花”，其实现在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名酒厂。历史上这里确曾杏林千亩，繁花如云的，直到现在也保持着历史古韵及风格，但凡来晋之人，无不尽力设法去游一次。这魅力实在是因为它那骄傲的产品——汾酒。游人之意并不在山水之间，而在酒。

    来参观的人，最少安排两个节目，一是品酒，二是参观。

    餐厅墙角有一个酒柜，内有两个坛子，分别装肴“汾酒”和“竹叶青”。服务员按照一般酒馆的做法，打开坛盖，将酒灌入瓶，再由瓶斟入杯。当液面停止了波动，你看杯中的汾酒，纯净透明，就像刚才并没有注入什么。竹叶青呢？则呈现一点浅淡的黄色，令人想起春天里新柳的鹅黄。不觉间，一阵清香，已渐渐地，像一层看不见的薄雾漫过桌面，扑入你的胸怀，钻进你的衣袖。人们这时并不要靠眼鼻，而是全身无处不感觉到它的美了。主人举杯，我试酌一口，唇初沾而馨绵，口将咽又生甜，味柔和隽远。客人都笑了，脸上泛出甜甜的酒窝。但人们并没有大声赞美，只是微笑着颔首，仿佛怕喧声破坏了这酒厂的恬静。

    原来我国的名酒有五个香型：浓，酱，清，米，复合。这汾酒是清香型的代表。它不求那浓、那烈，只要这纯、这真。其他酒如艳丽少妇，浓妆重抹，这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梳轻妆。大约正是因为这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祖。

    看酒的制作，是很有趣的。先将高粱等原料粉碎，蒸熟拌上曲，压入一个个大瓮里，这瓮又要深埋入土中。发酵之后，便放在一个大甑中蒸，一会儿便蒸馏出一股清澈的细泉，流入筒中，淙淙有声，这便曰酒。酒泉接着汇入“酒海”。那是一个三层大厦的酒库，内放着13000多只半人高的大缸。酒在这里一直要静静地待上3～4年才能出厂，这叫“熟化”。这套工艺大约在酿酒之初就如此。这些粗则粗点儿、丑亦够丑的瓮甑，已有1500多年历史，其间有什么奥秘，人们一时还难以明晰。另外，更神秘者还有二：一是这地下的水，二是这杏花村上空的空气。这里经年制酒，空气中便生出一种特别的微生物来，于汾酒的发酵特别有利。开始人们不知此道，有的老师傅退休后，身怀绝技，受聘他乡，但使出浑身的解数，那酒终不姓“汾”。技艺可传，水与气难移。主人每向游人讲到此处，脸上总要漾出一种微笑，神秘、自豪、得意。这汾酒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一解放又被列为我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以后其他名酒虽各有交替，它却稳坐交椅。当你走完全部生产线，在包装车间里对着透明胶管中那一股股急喷出来的、晶莹的酒泉，看着它迅速注满了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瓶时，你又一次惊异于这酒的纯了，纯得像山泉。这山泉不知来自多么深的地层，经过了多少砂石、岩层的过滤，终于溢出地面，在杂花野树与茂林修竹的覆蔽下静静地流淌。这实在是它的魅力、它的奥秘。

    喝过酒，我们被让到招待所里小憩。这招待所也别致，是一所中国式的四合院，取名曰“醉仙店”。院心有古井，有假山。山下有水，有草。草地上有一条汉白玉的黄牛，牛背上牧童横笛，旁边的碑上题着杜牧那首“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诗。环院，南北为容房，东侧为碑廊，记录着南北朝以来汾酒的历史。西侧为展览馆和历代酒器陈列馆，出出进进的游人无不感受到酒文化的博大精深，馆内也有许多关于汾酒的名人题赠。这时，虽主人已在房中泡好热茶，连声招呼客人休息，但大家却总在院中流连。不错，人们是为访酒而来，但要是这里没有这些酒外之物，那酒何处没有?人们之所以固执地要到杏花村来，实在是要来品味、依恋与凭吊一会儿这酒中所凝聚的民族文化，就像在八达岭长城上远眺，在故宫大殿前的柱础旁沉思。

    杏花村，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去处。来游的人，其意并不在山水，但也不全在酒。

（有删改）

投宿

崔丙刚

    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铺天盖地的大风雪。

    “这狗日的天气！”刘槐第二回进山买羊又遇上了突变的天气。这一次运气更坏，风十里雪十里，走了好久也没见着能遮风挡雪的地方。天已擦黑，刘槐自己冷得骨头冒寒气不打紧，可不能叫刚买的二十几只羊给活活冻死啊！幸好转过一道山梁就听到了沉闷的狗叫，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刘槐依稀记得这个村子叫花沟，村里有个他认识的人叫杨树。

    去年六月，刘槐第一次进山买羊就遇到了雷暴天。电闪雷鸣中，他找到一处山崖下的石塘避雨。进去看时，石塘下已有一个光着膀子的人正使劲拧自己淋湿的衣服。天色本就阴沉，石塘下光线更暗。羊群把他们东西隔开，那个人的模样看不真切。刘槐说：“这狗日的天气。”那人也说：“这天气，狗日的。”两人彼此都不再说话，耳边听到的只有“轰轰”的雷声，羊群的“咩咩”声和雨打岩石的“啪啪”声。

    六月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雨就停了。那人说：“大哥，我先走了啊。”刘槐说:“大哥，哪村的？贵姓啊？”那人说：“山里人命贱，可不敢言贵，我叫杨树，我是——”话到这里猛地响了一个炸雷，引得羊群一阵躁动。刘槐听到耳朵里的是“花沟”两个字。刘槐说：“你是杨树，我是槐树，我叫刘槐。我命也贱，是个牲口贩子。”杨树说：“下回再来，到我家去歇脚，村口一打听就知道。”

    这之后，两人没再见面。

    不想在这风雪之夜，杨树成了刘槐的救命稻草。刘槐敲开村口第一家院门，对开门的老妇人说：“跟婶子打听下，杨树家离这还远不？”老人迟疑片刻说：“这就是他家。”刘槐长舒一口气：“婶子，我是杨树的朋友。大雪封山天寒地冻我只有投奔这来了。”

    老人茫然地看着这从天而降的人和羊群说：“你是树儿的朋友？”刘槐说是啊，把去年6月的事讲了一遍。老人说：“赶紧进院吧，把羊赶进南边的厦屋，里面有花生蔓、山药蔓。”

    刘槐把羊安顿好才进屋。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爿土炕。炕上被窝里伸出圆滚滚一颗小脑袋，黑眼睛亮亮地张望着陌生的客人。

    老人说：“你先暖和暖和，我给你做饭。”刘槐说：“有你们剩下的我吃口就行。”老人说：“那可不行，等树儿回来该埋怨我怠慢了他的朋友。”两碗面条下肚，刘槐身上渐渐有了暖意，冻僵的肌肉才渐渐活泛起来。刘槐擦擦嘴说：“我最爱吃面条了，婶子的面吃着香甜。”老人说：“树儿在家的时候也爱吃我做的面，他说外面的面全是机器轧的吃着没有人情味。”刘槐说：“天下当娘的做的饭都香。杨树去哪儿了？”老人说：“两口子在深圳，远着呢。”

    屋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户纸哗啦啦直响。刘槐说：“两口子也不经常回来吧？”老人说：“回来，经常回来。我听树儿说，城里再好也没有咱的一垄地，没有咱的一片瓦，没有咱的一颗草。”又摸摸炕上孩子的头说，“等我动弹不了了，你也去找你的爹娘去。”孩子伸手指着墙上的相框说：“爹娘在那里边。”刘槐通过相框里的照片第一次看清了杨树的模样，脸庞清瘦却长得浓眉大眼；再看看杨树媳妇，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刘槐说：“婶子，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这么好的孙子。”

    睡觉的时候，老人已经把另一间屋里的火炕烧得热热的，还在炕上铺上了崭新的被褥说：“昨天刚晒过，就怕他们突然回来，被褥盖着潮。”也许是太累了，那一夜刘槐睡得格外踏实格外香甜。梦里听见往灶膛里添柴的声音，又梦见自己的老娘了，老娘的头发白得像雪。

    天明的时候，老人说：“做梦了吧，听见你喊娘了。”

    风停了，雪也停了。阳光暖暖的照着这个平平常常的小院。院子里，孩子和羊在追逐着，嬉戏着。孩子对老人说：“奶奶我要羊。”老人说：“你爹快回来了，你爹买。”

    三月，刘槐又赶着羊从村外经过，远远看见杨树家灰色的屋顶灰色的围墙。院墙外的一棵桃树开得正浓，望去像一片红云。

    “刘槐——刘槐——”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有几分熟悉，可是那人走到跟前刘槐却不认识。那人说：“远远的我就看见是你，怎么不认识了啊，槐树把杨树忘了吧。我是和你一起避雨的杨树啊。”这声音绝对是杨树差不了，可是这面容和他见到的照片却分明是两个人。

    刘槐说：“杨树啊，杨树，去年冬天下雪，我怎么找到那家去了啊？”他用手一指，“就那一家。”杨树说：“这是大花沟，我是小花沟的，再前边那个村子才是。我叫杨树，大树的树，人家叫杨术，算术的术。”刘槐说：“难怪人家说儿子在深圳呢。”杨树说：“前几年，杨术他们两口子是去深圳了不假，可是听说媳妇跟别人跑了，杨术也生死不明没了音信。留下一老一少怪可怜的。”两个人并肩坐在山头上，静静的谁也不再说话。风轻轻地吹着，痒痒的像母亲的手。刘槐站起身，用鞭子套住了两只个头最大的山羊对杨树说：“把这两只羊给他们送去，肚里都有羔了。”

    杨树说：“去了我怎么说？”

    刘槐说：“就说是她儿子买的。”

（选自《华文原创小说》，有删改）

提  琴

阿城

    老侯是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锛檩锛椽子。

    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站在原木上，用锛像用镐，一下一下把木头锛出形来，弄不好就锛到自己的脚上。老侯一次也没有锛到自己脚上。

    老侯对没有锛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枨，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人家来取活的时候，老侯问，这是个什么？来人说，不知道。老侯心里说，我才不信不知道呢。

    不过老侯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这件事一直是老侯的一块心病。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蒸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关系，是麻烦。因为是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这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浆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了，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