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提笔忘字、书写能力弱化，常用汉字面孔模糊，遇到吃不准的字词就想着求助手机，遇到高难度字词更是望“文”兴叹……在充分享受互联网时代各种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弱化，成为日前在京参加“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第四期国家级培训的专家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集体焦虑”。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坦言，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客观上正造成书法社会交流功能的退化，带来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不断弱化的问题。“汉字书写危机”不容忽视。

“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并不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书法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写好汉字，让每个学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由教育部和中国文联共同实施，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教育书画协会联合承办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自2015年启动至今，目标是用5年左右时间，培训全国中小学书法种子教师和省地县三级书法教研员约7000名，并以此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普及和质量提升。

(摘编自张西流《化解“汉字书写危机”应从孩子抓起》)

材料二

事实上，从技术层面而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手写汉字的功能逐渐被键盘取代是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就像当年毛笔和纸张取代了刻刀和木简一样。

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形成了’独特的象形方块字。在手写汉字被逐渐淡忘的过程中，由汉字衍生出来的相关文史哲知识和信息，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模糊。学习手写汉字，不仅是在学习一种语言，了解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知识，更是在领悟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和由此衍生出的人生哲学。

不能简单把书写退化现象完全归因于电脑的使用，汉字书写问题与计算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写字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国人对文化的淡漠、精神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对物质诉求过高，而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阅读量的减少带来了识字量的下降及提笔忘字几率的增加。

“中华文明有着良好的健康的基因。无论键盘也好，其他也好，无论汉字书写方式怎么变，也不能改变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保持我们的文化、保持汉字的规范性使用，是汉字书写和传承的基本途径。当代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

(摘编自佚名《提笔忘字，是语文教育最大的悲哀!》)

材料三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两千余名受访者逾八成承认写字有困难。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应当承认，新技术给古老的汉字艺术带来较大的冲击。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就曾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因汉字象形表意的文字结构，电脑输入对汉字手写的冲击尤为严重。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得到光大，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吸收了外来的精华，而是决定于这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是否得到很好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权利”，法国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俄罗斯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安全战略。在邻国日本，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习字和书法课，大学文科里书法也是必修课：汉字是文化的根，是滋养现实生存发展的血液。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了笔杆”，汉字不能沦为失落的文明。

(摘编自郭立场《不要让汉字沦落为“失落的文明”》)

材料一：

    2018年2月2日，《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7年行业规模达到5.72万亿元。目前，共享经济主要分为出租使用权、置换所有权、知识技能共享三种经营模式。其中，出行共享由于存在高频需求特点，用户黏性高，最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企业融资总额达千亿元，共享汽车获投总金额居于首位，或将成为下一行业风口。

    相比于表现突出的共享出行、空间共享领域，共享充电宝的前景引发担忧。报告指出，共享充电宝的盈利模式类似共享单车，且损耗率与硬件成本更低，但存在质量安全及信息安全隐患，面临充电技术变革风险，共享充电宝用户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指出，与外国相比，国内共享经济目前领先企业数量、企业估值均不及国外，但国内共享经济企业数量增速更快，发展势头强劲，部分领域企业成功突围开启全球化征程。鉴于国内市场广阔，未来发展前景可能较国外更好。

（摘编自南方网）

材料二：2012—2018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

2014—2020年中国移动出行用车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estimated的缩写，估算。

（摘编自《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

材料三：

    Uber，Airbnb，特别是共享单车的风靡，带来了“共享经济”这个新名词。市场上的共享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共享经济的经济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个体经济的强势回归，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共享经济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的选择，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人们说，共享经济来了。

    在共享经济市场上，有一种新生事物也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商业资本的关注。它便是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ZHO共享纸巾。

    现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新业态正是一派“阳光普照”。在国家政策层面，“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府所鼓励的，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都搭上了这趟便车，要么一路绿灯，要么经过一番博弈，最终也大多胜出。而在大众层面，一般对高科技发展都高看一眼，对挑战银行、出租车等“旧势力”的技术创新，都是一片欢呼。而我们也不难得出，ZHO共享纸巾能够迅速风靡全国，得到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青睐，也离不开上述两个宏观背景。

（摘编自中国网）

材料四：

    “共享经济”的概念首次由马科斯·费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个人汽车共享和租赁时提出，而“共享经济”在经济社会中具体的表现模式，则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得以出现。此种新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特征，成为当今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运行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本质仍然是供给和需求双方通过市场交易促成双方效益的实现。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供需双方的交易模式、交易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存在必然性。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摘编自新华社《2017年“新”高考前瞻：高考改革到底会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材料二：

    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和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都认为，高考改革是大学从“按分取人”转向“看分+看人”录取。

    这样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今年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等参加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9所高校校测面试环节。与以往高校自主招生除高考成绩外，校测部分主要看考生面试表现不同的是，今年上海所有大学都采用了“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10%）”的计分比例，而且在综合评价资格初审和面试环节，各校都高度重视并充分使用《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把它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报告主要包括每位考生高中3年在校期间所展现的品德发展和公民素养、高中学业成绩、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方面的行为素养记录，是上海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3+3”的考试科目选择与组合相适应，上海的招生院校制作了新的“专业菜单”即“院校专业组”，供考生选择。由招生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设置，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专业可调剂。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1门与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相同，即具有填报资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高考，招录方式新在哪儿》）

材料三：

    人们看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已经给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带来很多积极变化。上海正在推动高中学校根据学生选课情况探索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绝大部分高中学校都已根据师资、学生选科情况和校舍场地资源等，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形式的走班教学。走班制的实施促进了高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和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课题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普遍。据上海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上海高三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50473个。为了创建研究性学习的高质量载体和平台，目前83%的上海公办高中都有创新实验室。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推动下，上海市教委、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3月底，上海已认定的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1742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464633个。96%高三学生和73%高二学生，共计99619名高中学生，已完成60个学时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看“新高考”如何促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材料四：

附注：在六选三的情况下，每个科目被选择的平均比例为50%；七选三的情况下则为42.86%。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薔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賴虫蝶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貴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惑。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

    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塢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7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授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

    材料一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材料二

    2015—2019年贺岁片票房变化及影片占比统计图

    （资料来源于猫眼电影）

    材料三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材料四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

材料一：

教育扶贫在整个脱贫攻坚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贫困地区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必要对教育扶贫“扶上马”后再“送一程”。前不久，18岁高中男生迎娶14岁初中女生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但这类新闻恰从侧面说明，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中的“控辍保学”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台账建立之初达 20万人，仅四川省凉山州录入系统的失学辍学学生就达6万余名，这些失学辍学学生目前虽已“全部清零”，但仍可能存在“看不住就往外跑”的“意外”。

如何让适龄孩子如期入学，让这些劝返学生入校后“不再走”？首先，必须要坚持端口前移，前置提醒，夯实联控联保。各级地方政府和卫生、教育等部门特别是村两委要随时掌握本地孩子的出生情况，对新生儿童进行建档立卡，随时跟踪其去向，对入学情况进行督查。其次，建立失学辍学学生工作台账和监测报告制度。教育督导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等手段，采取“线上+线下”无缝对接的方式进行监测，将最容易出现失学辍学的初中阶段作为重点监测学段，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等特殊群体作为重点监测群体。

（摘编自张筠《教育扶贫“扶上马”还需“送一程”》，《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0日）

材料二：

比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扶贫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北京和内蒙古扶贫协作中，北京市西城区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展开全领域合作，两地科教文卫部门紧紧围绕扶贫总目标，精准设计，精准施策，特别是在教育扶贫上，立足长远、精准培训，努力让贫困地区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就无从谈起先进的教育方法。教育领域的帮扶和协作，主要是扶志，帮助贫困地区树立自信、培育先进理念。自两地扶贫协作开展以来，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构建和设计。北京和内蒙古教育领域的各类师资和校长的培训首要任务就是改变办学理念，通过培训、观摩等方式带回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促进贫困地区教学水平显著提升。如西城区与鄂伦春自治旗对接学校达9所，选派教育干部、教师开展支教活动，为部分中小学校教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提供帮助，惠及骨干教师2300 余人次。

（摘编自扬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光明日报》2020年 12月8日）

材料三：

宣传扶贫政策，普及法律知识，宣讲养殖经验，教授家电修理枝术……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全国各地活跃着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把课堂搬到村头巷尾，把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将科教技能运用到扶贫当中。近年来，各行各业广泛参与扶贫事业，教师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书写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诗篇。

当下，精准脱贫到了攻坚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面临时间繁、任务重的形势，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却患上“急躁症”，在“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上，出现了“动作变形”甚至跑偏。日前，一位农村老师给媒体写信，反映当地教师扶贫的困惑。信中提到，当地要求老师“利用周末到贫困户家中帮助扫扫地、洗洗衣服等”“即使学校的课不上也要完成任务”……弃课扶贫是否合理，引来关于农村教师该如何扶贫的思考。

古人说，用非其才，必难致治。有的地方因为基层干部人手有限，就找农村教师当“替补”，以行政命令督促他们去完成力有不逮的物质扶贫。让老师离开讲台，包户驻村，把精力放在填写扶贫表格、走访拍照，甚至帮贫困户洗衣扫地、放牛养猪，这是用非所长。错把教育扶贫当做教师扶贫，张冠李戴的效果只会与初衷南辕北辙。

（摘编自张志锋《扶志治愚，教师扶贫主战场》，《人民日报》2018年 10 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