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随着经典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响起，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春的音乐课开始了。虽然课堂现场没有学生，但在直播平台的另一边，却是湖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等9个省份22所学校的孩子们。

    这堂音乐课是“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中的一场。据悉，活动将邀请包括书法、民乐、戏曲、节俗等各领域的专家，打造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直播课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美育教育资源覆盖面”是重要的一条。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边远贫困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和辅导教师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将优质美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农村学校。

    在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上好传统文化课，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师资问题。在传统授课上，应继续推进特岗教师计划，并在更大程度上向音体美教师倾斜，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文艺志愿者开展课外辅导；在网络授课上，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联合建设美育资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人民日报》2018年6月27日）

材料二：

人们对传统文化淡漠的原因

人们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建议

（摘编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清晰。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并且，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也不够通畅，文化传承成了政府的自娱自乐、自拉自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政府传承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引起公众兴趣，也不能形成有效对接，使得传播效率受到影响；或者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地将文化传承当成一种宣传方式，将人民群众当成被动接受和训导对象，这也使得传播受到影响。当前的传播手段还主要在纸媒，网络上应用较少，这也从侧面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摘编自《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传承》，“人民网论坛”2018年5月9日）

材料四：

    怎样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专家坦言，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无障碍地接触到文化遗产；要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满足人民群众的鉴赏需求。在文物之外，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主要有赖于艺人代代相传。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除了需要孕育和培养“工匠”和“土壤”，如何让其焕发新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曾提议，将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手艺农村”计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不少专家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复兴应当有所扬弃，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霞也认为，不能盲目“复古”、“泥古”，要选择其与现代社会更契合的内容，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摘编自《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会上这些声音值得关注》，“中国新闻网”2018年3月16日）

材料一：

    随着国家政策频繁出台利好新能源汽车，各地方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截至2018年6月20日，全国共有上海、深圳、重庆等15省市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奖励政策。

在如此大规模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产销量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1—5月，汽车产销均呈增长趋势。5月，汽车生产234.44万辆，同比增长12.84%；销售228.77万辆，同比增长9.6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万辆和1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5.6%和125.6%。

    就在这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一个致命的问题却悄然浮现。一些为蹭热度、蹭补贴进入这个领域的电池厂商生产出来的电池远远达不到新补贴政策要求，由于产品不合格，生产的大量电池只好报废。福建猛狮科技总经理王少平表示，“国内锂动力电池正在向高品质、有产能的企业集中，大者恒大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明显。”而随着动力电池市场的进一步升温，锂电池行业内的企业分化开始进一步加剧。

（摘编自《动力电池市场的“内忧外患”》，上海有色网2018年6月21日）

材料二：

    2017年全球动力电池销量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就有7席，占据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我国在全球电池市场所占的份额将达七成以上；目前我国电池生产企业已超过了200家，是全球拥有锂电池生产企业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串数字，并没有让业内人士觉得骄傲。

    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所长周震说：“从行业角度来看，美国有比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目前仍然引领锂电池原始创新、核心材料研发；日本作为电池材料制造大国，生产规范严格，能够最先制造出新的成品电池；我国和韩国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进。”据了解，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都已实现了国产化，唯独隔膜仍是短板。核心专利缺乏，隔膜等关键材料不给力，不仅成了国产锂电池难以承受之痛，也拖了国产锂电池企业“走出去”的后腿。

（摘编自《一层隔膜两重天：国产锂电池尚需拨云见日》，《科技日报》2018年6月22日）

材料三：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日前宣布，该国部分企业及学术机构将在未来5年内联合研发下一代电动车全固态锂电池，并力争早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00亿日元，丰田、松下等23家汽车、电池和材料企业以及京都大学、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15家学术机构将共同参与研究，计划到2022年全面掌握全固态电池相关技术。

    此前，法国雷诺汽车业务负责人诺曼德表示，全固态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工业的新希望，在成本、密度和热稳定性方面都较目前的锂离子电池有巨大优势。

    相比于传统锂离子电池，全固态电池将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相同能量下，全固态电池更薄且体积更小，从而方便应用在新型小尺寸智能电子设备，实现终端产品的小微型化。其次，全固态电池轻便，能量密度高。综合考虑到以上两大因素，全固态电池相比于一般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到目前为止，许多实验室中，都已经可以小规模批量试制出能量密度为300—400Wh/kg的全固态电池。从能量密度的数据上看，全固态电池带给人们的直观体会是我们的手机等电子产品从“一天一充”升级到“两天一充”。

（摘编自《日本为何对全固态锂电池情有独钟？》，OFweek锂电网2018年06月20日）

    材料一：

    一般而言，技术总是被企业家最先应用在经济领域，用以创造财富，这符合技术扩散的规律；但伴随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智慧”的技术，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日趋智慧化，是为智慧社会。可以说，智慧社会是“智慧型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目前的认知来看，智慧社会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智慧城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智慧社会。目前全球都在积极建设智慧城市，比如，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韩国提出实施U－City计划，美国白宫发布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澳大利亚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英国则积极发展“未来城市”等。

    (摘自《学习时报》《从“智慧型经济”到智慧社会》)

    材料二：

    艾媒咨询预测2017年我国可穿戴医疗设备规模将达到47.7亿元。

    材料三：

    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是为人们描摹了未来智慧生活的美好轮廓。

    “太神奇了，微笑居然能打折，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惊讶地发现，在走进无人超市之前扫一下二维码，购物后便可以直接离开；凝视某件商品，系统会捕捉他的表情，计算他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只要他笑了，结算时便可以打折，不同的笑脸会得到不一样的折扣力度。

    互联网将为人类带来更为超乎想象的“红利”：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对早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人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机器能够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通过大脑里的信息和指令能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而有尊严。

    (摘自2018年2月1日《光明日报》《“微笑居然能打折”》)

    材料四：

    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移动支付智慧厦门合作伙伴峰会上，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携手腾讯签署“移动支付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对此，“腾讯互联网＋”副总裁张巍表示，签约后双方将联手推进“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共建“智慧厦门”。

    此外，峰会现场启动上线的“市民卡APP”是全国首个推出以信用服务模式，按全市统一二维码技术规范建设的手机应用客户端。厦门民众可用“市民卡APP”先乘车后付款信用乘车、医院诊疗费用一键结算、扫二维码消费支付及自助扫码借还书等，享受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在与厦门市政府的紧密合作中，腾讯赋能的智慧城市在“智慧交通”“智慧零售”“智慧医疗”等领域落地。在厦门，智慧城市正从概念变为一种切实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多智能化、人性化服务。如，腾讯乘车码的上线，让厦门市民和外地游客可畅享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乘车服务。

(摘自“中国新闻网”《厦门市和腾讯合作全面发力“智慧城市”》)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最近，一档全新的原创文化类节目《上新了，故宫》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引发全民关注。《上新了，故宫》打破了大众对故宫的刻板印象，让文物“活”了起来，既有内容，又有产品，“零距离”走进大众视野，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年轻人传递文物的温度与文化的内涵。

    节目将静默的文物转化为富含精神文化内涵的文艺产品。每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明星嘉宾围绕主题探寻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挖掘文物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内核；通过与国内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合作，设计与时代接轨的“年轻化”文创产品让“旧文物”焕发“新生机”，实现深层次的“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故”在探寻故宫来知领域，“新”在获得文化新认知；另一方面，“故”在感知文化记忆与历史内涵，“新”在打造全新文创产品。

    节目实现故宫与创新的完美结合，打开了故宫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它通过将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产品的方式，让故宫文化以具象化的文化产品被更多年轻人“带回家”，打通了观众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新通道。“故”与“新”、“旧文物”与“新创”的平衡实现了观众与古老文明的对话，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优秀文化的弘扬开启了新纪元

    （摘编自滕华琳《从<上新了，故宫>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材料二：

    “超级网红”故宫又一次登顶热门话题。从故宫“紫禁城元宵灯会”的吸睛式宣传，到网友对活动质量的褒贬不一，再到网媒、专家对“故宫开发利用的边界”的广泛评论，一系列话题让我们意识到，当故宫顶着闪耀了600年的历史光环走到当下，变得可亲可近时，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新的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着。

    不可否认，故宫作为皇家文化代表，在文创研发上，其占有的资源无可匹敌。故宫文创品类从朝珠耳机、书签等“小玩意”拓展到珠宝、美妆等多个领域，融入当下生活场景。显然，故宫文创自成一派，也带动了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之风。不过，对于以传承传统文化为责任的文物文创，再创作的尺度依据什么测量？是否需要建立行业标准？这些问题需要宫作为“龙头”有所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同质化重、质量不够好等问题，也需高度重视。既然是文创产品，也应当符合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既要有适合普通大众所需的生活小玩意，也需要有追求高端品位的精致工艺品。供给以创意审美为底线，无论是趣味化还是高雅范，自内而外新生的力量才是艺术表达的本真诉求和创新方式。

    故宫作为文创的先行者，在文创传播方式上常有突破。从“雍正卖萌图”开始，故宫的文物有了“深入民间”的温度和“与民同乐”的态度，故宫持续的“花式卖萌大法”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流行表达。但当沉默的文物变得热闹起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时，是以突破传统保护的方式达到展示价值和传播需求，还是以更安全的方式爱惜羽毛般保存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些过火的宣传提醒我们，过于迎合观众的设计可能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给人留下缺少自信的印象。如果说文物创新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现代创造，那么，文化顺应时代趋势被创造和利用的方式应当更加自信。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活化都是一条被认为能激活文化价值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呈现，开放的底线却难以衡量。对于故宫而言，关乎的是历史，是标志，“过去”的姿态固然重要，但现在以及未来更值得思考。在市场热闹、消费者追捧的背景下，引发争议的文创可能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新生，但也让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保护陷入盲目发展态势。文创商品的复制雷同、传播方式的低俗献媚，都会丧失文化传承的根本需求。

    相比于热度，文物资源的开发需要“保护和利用”的冷思考。无论是用受众喜欢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文化审美内涵，还是通过满足商业价值来实现文化创意的结果，文化遗产再创造的最终意义还是要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岑梅玲子《从故宫文创看文化遗产创意边界》）

材料三：

    近年来故宫推出的文创产品多成了爆款，让“束之高阁”的文物走入寻常生活，收获市场美誉度的同时，也成功引领了国内博物馆做大做强文创产业的热潮。这已然说明，故宫的跨界正在让沉睡的历史博物馆迈向苏醒，不仅对激活内在丰富的文化价值、盘活传统文化和故宫超级IP（知识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现代商业体系带来一股清流。

    一项近40万人参与投票的调查显示，超半数投票者反对故宫取消年夜饭。在某种程度上，故宫火锅、故宫年夜饭等越来越接地气的载体，体现了现实中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其实，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类似的创新之举价值几何，没有具体的判定标准，最终还应取决于市场的效果导向。不管是此前被叫停的“故宫火锅”，还是此次被取消的“故宫年夜饭”，只要在保证文化传承、创意融合的同时，保持质量稳定，与民众生活贴近，得到大众认可，皆是可以接纳的。支持“故宫年夜饭”，并不是意味着鼓励高价消费，而是给予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摘编自孔德淇《“故宫年夜饭”该不该取消，让市场效果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