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饽饽①（有删节）

莫言

    除夕日傍黑天时，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爷爷嘱咐我把两个陈年的爆竹放了，蜡烛有钱也难买到，通宵挂灯的事只好免了。

    母亲把家里的两盏油灯全点亮了，灯芯剔得很大，屋子里十分明亮。母亲在灶下烧火，干豆秸烧得噼噼啪啪响。火苗映着母亲清癯的脸，映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映着被炊烟熏得黝黑发亮的墙壁，一种酸楚的庄严神圣感攫住了我的心……

    奶奶把一个包袱郑重地递给爷爷，轻轻地说：“供出去吧。”爷爷把包袱接过来，双手捧着，像捧着圣物。我跟着爷爷到了院子里，院子当中已放了一条方凳，爷爷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把饽饽摆好。

    “来吧，孩子，给天地磕头吧！”爷爷跪下去，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磕了头。我这个自称不信鬼神的中学生也跪下，将我的头颅低垂下去，一直触到冰凉的雪。天神地鬼，各路大仙，请你们来享用这五个饽饽吧！……这蒸饽饽的白面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我们家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它寄托着我们一家对来年的美好愿望。不知怎的，我的嗓子发哽、鼻子发酸，要不是过年图吉利，我真想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候，柴门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财神爷，站门前/看着你家过新年/大门口，好亮堂/石头狮子蹲两旁……

    我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听着“财神”②的祝福。他都快要把我家说成刘文彩家的大庄院了。“财神”的嗓门宽宽的，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他念。他就这样温柔而悒郁地半念半唱着，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变了模样。

    多好的精神会餐！我被“财神爷”描绘的美景陶醉了。我端着碗走到胡同里，“财神”急步迎上来，抓起饺子就往嘴里塞。

    “财神，你别嫌少……”我很惭愧地说。他为我们家进行了这样美好的祝福，只换来六个饺子，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不少，不少。大侄子，快快回家过年，明年考中状元。”

    “财神”一路唱着向前走了，我端着空碗回家过年。

    “娘。咱家要是真像财神爷说的有一麻袋钱就好了。那样，你不用去喂牛，奶奶不用摸黑纺线，爷爷也不用去割草了。”

    “哪里还用一麻袋。”母亲苦笑着说。

    “会有的，会有的，今年的年过得好，天地里供了饽饽。”——奶奶忽然想起来了，问：“金斗他娘，饽饽收回来了吗？”

    “没有，光听‘财神’穷唱，忘了。”母亲对我说，“去把饽饽收回来吧。”

    我来到院子里，伸手往凳子上一摸，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再一看，凳子上还是空空的。“饽饽没了！”我叫起来。爷爷和母亲跑出来，跟我一起满院里乱摸。“找到了吗？”奶奶下不了炕，脸贴在窗户上焦急地问。

    爷爷找出纸灯笼，把油灯放进去。我擎着灯笼满院里找，灯笼照着积雪，凌乱的脚印，沉默的老杏树，堡垒似的小草垛……

    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灯坐着。奶奶开始唠叨起来，一会儿嫌母亲办事不牢靠，一会儿骂自己老糊涂，她面色灰白，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已是后半夜了，村里静极了。一阵凄凉的声音在村西头响起来，“财神”在进行着最后的工作，他在这一夜里，要把他的祝福送至全村。就在这祝福声中，我家丢失了五个饽饽。

    “弄不好是被‘财神’这个杂种偷去了。”爷爷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沉着脸站起来。

    “爹，您歇着吧，让我和斗子去……”母亲拉住了爷爷。

    “这个杂种，也是可怜……你们去看看吧，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到底是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爷爷说。

    我和母亲踩着雪向村西头跑去。积雪在脚下吱吱地响。“财神”还在唱着，他的嗓子已经哑了，听来更加凄凉：

    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快点抢，快点抢/金子银子往家淌……

    我身体冷得发抖，心中却充满怒火。“财神”，你真毒辣，你真贪婪，你真可恶……我像只小狼一样扑到他身边，伸手夺过了他拎着的瓦罐。

    “谁？谁？土匪！动了抢了，我咧着嗓子嚎了一夜，才要了这么几个饺子，手冻木了，脚冻烂了……”“财神”叫着来抢瓦罐。

    “大田，你别吵吵，是我。”母亲平静地说。

    “是大嫂子，你们这是干啥？给我几个饺子后悔了？大侄子，你从罐里拿吧，给了我几个拿回几个吧。”

    瓦罐里只有几十个冻得梆梆硬的饺子，没有饽饽。

    饽饽上不了天，饽饽入不了地，村里人都在过年，就你“财神”到我家门口去过。我坚信爷爷的判断是准确的。我把瓦罐放在雪地上，又扑到“财神”身上，搜遍了他的全身。“财神”一动也不动，任我搜查。

    “我没偷，我没偷……”“财神”喃喃地说着。

    “大田，对不住你，俺孤儿寡妇的，弄点东西也不容易，才……金斗，跪下，给你大叔磕头。”

    “不！”我说。

    “跪下！”母亲严厉地说。

    我跪在“财神”面前，热泪夺眶而出。

    “起来，大侄子，快起来，你折死我了……”“财神”伸手拉起我。

    屈辱之心使我扭头跑回家去，在老人们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入睡。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五个饽饽没有丢，三个在下，两个在上，呈宝塔状摆在方凳上……

【注解】①本文是以1961年春节为背景写的一短篇小说。有删节。②财神：除夕夜里，有乞丐站在门外高声唱些吉利话，人们把煮好的饺子倒在乞丐的瓦罐里；乞丐把一个草纸叠成的小元宝放到空碗里。纸元宝端回家去，供在祖先牌位下。这叫“接财神”。文中“财神”是村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

无爱即无忧

阿盛

    是一副对联，青花瓷字，镶在两片大板上，显得很突出，字体是草书，约是清朝中叶烧制的。问价钱，不便宜，心想以后看着办。过了半年，迁新居，又路过那家艺品店，青花瓷字对联仍置于店中壁边，我再问一次价钱，同样的老板，不同的数目。还是觉得贵了些，摸摸看看，许久才下决心离开。

    将近三个月，没有闲暇，直到休年假，整理家具时忆起那一副对联，我特地到艺品店去。

    老地方，我一眼瞧及，对联稍惹尘埃，一边拭一边问价，老板微笑着说出，我实在讶异，顺口又问：“怎么比第一次开的价钱少一半？”老板年纪大，缺几颗牙，讲话却不漏风：“你中意就拿去，不满意可以拿回来。”

    将对联带回家，挂在客厅壁面，分成左右，中间是大陆画家王鹏飞的达摩祖师画像，右联“有忍乃有济”，左联“无爱即无忧”。远看近看都庄重，我喜欢，同时以之自惕。

    于是与艺品店老板熟稔，见面谈这谈那，有时他教我鉴赏玉珮、木雕、铜器，有时随兴聊天。整一年，我没买什么，他也从未暗示要卖什么。

    有一次，我说：“古董业有行无市，胡乱开价，不大好吧？”他说：“没错，物件买卖总是如此，有人爱就有人抬——告诉你，那一副对联原价比卖给你的多一倍，为什么？”我摇头，他点头：“像你这般年纪的人，多半在赌博或玩股票，根本没有心情到这个小店坐一坐谈一谈。你，看得出来不会跟着流行起狂——78岁了，我见过很多人。那一副对联很好，清朝青花瓷的字，非常特别——你在教书吗？”

    他第一次问我的职业，我们不曾提起这方面的事。我告诉他，我在报社工作。他把话题拉回到对联：“对联很好，你觉得如何？有的商人看准了顾客的心理——一般人都有爱即有忧。唉，这个时代，爱情都买得到，何况是物件，所以啦，爱而不忍，只得花钱当冤大头；你说的有行无市，正是这样起因的……”

    “对不起，”我插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便宜卖给我对联？我并不特别，很平凡的一个人。”老板哈一声：“就是了，我也是平凡人。问题是，现在有太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平凡人反而少见呢。”

    我一时无语，喝茶。老板取换茶叶，茶壶空着，眼生，以前没见过；我顺手拿来看，吃了一惊，茶壶是150年前制作的。我细细玩赏，不会错，出自清朝道光年间名家之手。老板将一捧茶叶放进茶壶，漫不经心的样子：“看出来啦？别玩茶壶，假货多，真货贵，让那些有钱人去玩吧，过几天也许就卖出去了，你不妨多看几眼——你不必问价钱。”

    我没问价钱，但茶壶确实完美，多看了几眼。老板倒水入壶：“我说呢，你做个参考吧，玩古董跟做人一样。记得，无忍则无济，有爱即有忧，这是倒过来思考，不是大哲理，却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的表情。每每注视家中的那一副青花瓷字对联，就会怀念那个只知姓而不知名的老板。数月前，我到艺品店去，店已不在，问隔邻人家，说是老板“刚走不久”。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说：“他啊，怪人啦！连钱都不爱，乐天乐天的，生前卖掉所有的古董，然后不久就去了。不太了解他，奇怪——问他做什么？”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

柴门里的岁月风尘

张瑞超

    ①一种思维，深入到曾经熟悉的时空，那里有一道朴实无华的柴门，一直静静地封存在心底。

    ②百年的民族屈辱，使得穷乡僻壤更加贫困。村庄负重前行，沉闷喘息。一道道简易的篱笆墙，一扇扇田园风格的柴门，在落魄的村庄，处处可见。

    ③柴门是父母无以言状的艰辛，是贫穷寒酸的代言人，然而在孩童的眼中，却包含了无忧的快乐童年，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④柴门相伴的童年，从不设防。父母亲从来不叮嘱我们，“出门注意安全。”他们把我们扔在乡间的土地上，和遍地的小草、到处溜达的小狗一同随意生长。

    ⑤家家柴门夜不闭户，时常大敞四开，敞开胸怀接纳路人。简陋的门，无需掩饰瑕疵，也无富足的金玉令他人牵挂，拥有的是农家人的仁厚和宽容。数量庞大的贫穷，喂养一两户的富裕。落魄的村庄中，也有朱门大户，端庄肃穆，时常紧闭。偶尔经过，猛然响起几声犬吠，警示我们不要走近。

    ⑥敞开的门，无需透过柴门缝隙张望，就可瞅见院中家什，锃光瓦亮的铁锨等农具，堆砌的柴禾等，一览无余。那时候，时常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迈着迟疑的步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握着破瓦碗，轻声走进院门，发出浑浊的声音，只是为的一口喘息的生命。从寒舍中走出的农家人，往往塞给他们一口馍或者半拉窝头。

    ⑦栅栏围成的门，并不是一扇真正的门，它只是一个家完整的象征意义，是人的心理上安全屏障。柴门上锁，阻碍的只是陌生人的脚步，是对自己领地的简单宣示。却从来不对孩子们拒绝。即使离家做农活的父母用一把铁锁锁住柴门，也锁不住我们那一颗不羁的心。只要在门的低端，使劲推开一道斜缝，把头伸进去，用力一钻就过去了，小狗也尾随其后。等我们钻过去之后，再把门拉上。坏事做得天衣无缝，暗地里偷着乐。

    ⑧等我们一天天长大，单薄的柴门更加零落，轻轻挪开的时候，发出的声响也是有气无力，只是在坚硬的泥土地上留下一道道半圆的划痕，日久天长、水滴石穿，那划痕竟然变成浅浅的沟壑，如同奶奶额头上深深的纹络。已经长成高大身形的我们，再也从门缝中钻不过去了。偶尔放学回家，面对上锁的门，会采取攀爬的暴力手段，翻越院门。柴门不堪重负，摇摇晃晃，几乎散架。风风雨雨锤炼它的骨架，不起眼的小虫子侵蚀它的骨髓，岁月压弯了父亲挺拔的身姿，时光也将柴门打磨的光滑圆润，冲击成零散的零件，靠一条生锈的铁丝维系，稍稍用力，它就散做一堆木头。

    ⑨它老了，年轻的我们不忍再次攀登它的后背，它已经无力承受 。

    ⑩柴门终将老去。当城镇化的洪流淹没了贫穷，老屋被拆除，柴门就被还原成一堆废弃的木头。哺育我成长的热土、供养我的村庄在一夜之间轰鸣倒塌，成为一座座废墟。夏季的雨，淋湿了碎石瓦砾，成批的野草从夹缝中急剧生长，一个夏天，就疯狂成原始森林。当我站在老屋原地，凝望眼前一人多高的野草，那种沉寂和陌生，来自远古的寂寥。一时间恍惚，这到底是生我养我的土地，还是万年前的亘古。无语，沉默。

    ⑪旧物旧情，始终要退出历史舞台，以新气象新感情代替。谁也无法拒绝自然规律。老屋已逝，柴门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伸向天空的高楼大厦，是光鲜靓丽的社区，是厚重的绿漆铁门，是吃饱喝足的满足，是垂钓散步的闲适，是读书下棋的娱乐，是太平盛世的富足。

    ⑫历史，是记忆，是传承，是割不断的乡间浓情。

    ⑬在四川成都的浣花溪河畔，有一处自然人文景观“杜甫草堂”。在草堂的中心，有一处用青花瓷镶嵌的两个大字“草堂”。仅仅是普通的两个字，却传递了那种散淡、安逸的田居生活概念。尤其是被现代人还原的杜甫家门，竟然与我家失传的柴门极为神似。久违的亲切感，亲情、乡情的怀念一股脑的涌上心头。“寂寞柴门不彻扃，槐花细细糁空庭。”千年的历史风云，没有淹没淳朴的生活场景，纵然今天的居住富丽堂皇，因为曾经的足迹，即使柴门寒酸，依然让人心生怀念。

    ⑭也许向往朱门的高墙大院，但是高高的门槛和威严的石狮，让人心生怯意。当林黛玉第一次踏入豪门世家贾府，“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被其宏伟富丽庄严肃穆所震慑，不由得谨小慎微、忐忑不安。那里终究不是体弱多病的黛玉姑娘的生身之地，锦衣玉食也无法供奉内心对自由的渴望。

    ⑮柴门的岁月风尘中，简约的落寞，清新散淡的田居，默默守望着曾经的回忆。

（本文有删改）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信誉之花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让人更看好更放心的还不止这些。聚在楼头休闲的大叔大妈还发现，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总会有一辆农用三轮车停在豆腐坊门口。开车的人从车上吃力卸下几个装满水的大塑料桶，然后再从屋里抱出几个装满豆腐渣的塑料袋，装上车，突突突，开走了。有好奇的大叔骑上摩托想看个究竟。出城来到郊区，大约走两三公里，拐进一个山沟，车在一个叫珍珠村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叔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小区里做豆腐那对年轻夫妻就是这个村的人。这个开农用车的是男人的表弟。自从表哥表嫂去城里开了豆腐坊，哥俩便有个口头协议：表弟每天负责从村里那口老井装五桶水运到豆腐坊；表哥把每天的豆腐渣无偿送给表弟。表弟用这些豆腐渣喂了几头本地品种的黑毛猪，还未长到百斤重，就被本村开农家宴山庄的老板看好，全部包收。

    怪不得这豆腐、豆浆的味道与众不同，如此鲜美，原来用的是山里的井水。大叔大妈个个都是“小广告”，消息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没多长时间，不用走街串巷吆喝，豆腐坊变得门庭若市。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