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活动。因此，艺术批评就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对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所做出的评价。

    艺术批评虽然与艺术鉴赏都属于艺术的接受活动，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艺术鉴赏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审美体验，而艺术批评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判断活动。在一般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受众只要能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修养出发，较为准确地提到作品的意蕴，并从中体会到相应的审美愉悦，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鉴赏的任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则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鉴赏活动所产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是批评活动的起点而已。批评家的真正工作在于运用自己的理论修养来对这种感性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与分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超越个人观点的局限性，使自己的批评代表某种社会的要求与呼声，从而积极地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读者与观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观念。同时，由于批评家有着远远超越一般读者的艺术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的批评必然不会局限于具体的艺术作品，而会延伸到整个艺术现象，并且在根本上把艺术与审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观照，这样，艺术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活动，而成了一种社会的事业。

    不过，尽管艺术批评和鉴赏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艺术鉴赏仍是艺术批评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好的艺术批评家必然首先是一个好的艺术鉴赏家。这是因为，艺术批评不同于其他的理论活动，它是对于艺术现象的解剖与分析，其中，艺术作品又是它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对象。而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又必须服从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必须以批评家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如果一个批评家没有对作品进行细致的欣赏与玩味，直接就以理性的方式对作品加以分解和剖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把所握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得出的判断与评价也就没有任何美学上的意义。批评家只是首先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时刻注意把自己的理性判断建立在精细敏锐的艺术感受之上，才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批评的任务。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又对艺术鉴赏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说好的批评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鉴赏家，但的好的鉴赏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原因在于鉴赏活动主要求助于欣赏者的艺术感受力，对于其理解和分析能力则没有直接的要求。有时，过分精细的分析还可能妨碍鉴赏家的艺术直觉和悟性。不过，鉴赏活动不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个人的爱好和趣味所造成的狭隘性的片面性。在艺术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极高艺术修养的鉴赏家，由于受到自身艺术品味的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某些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比如歌德尽管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却仅仅因为雨果作品中对于一些丑陋事物的描绘而对其横加指责，这种看法显然与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为了克服个人见解和品味的这种偏狭性，主需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这显然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批评水平。伟大的艺术家尚且如此，普通受众更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受众对于一部作品的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固然是由于艺术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有时分歧的产生却是由于受众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欠缺，这时，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就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有时还会成为一种裁决的标准与尺度。这就足见艺术批评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张效霞^①

    ①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中医药课题组提交的《中医药完全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民间中医防治艾滋病调研报告》云：“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效果远远优于西医药；而且可以在3～6个月内使90%以上患者达到临床治愈，相当一部分患者痊愈。而西医药顶多能使40%患者临床治愈，不可能痊愈。”

    ②对SARS、艾滋病这些新近才出现的新病种，古老的中医之所以能取得“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色彩、风格”——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调节人机体自身的功能来祛除疾病，不伤害和破坏人体的生理结构。不论是病菌还是病毒，中医均认为是“邪”气，而人体主要靠的是正气来战胜病邪，也就是说调整好人的正气，同时给邪气以出路，就能战胜病邪，使患者得以康复。在西医面临抗生素研发困境的当下，中医的优势不言自喻。

    ③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④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⑤对在现代医学的挤压下，已沦落为“边缘医学”、“替代疗法”的中医来说，千万不要再“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了，因为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的中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注】①张效霞，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本文为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发言的节选，有删节。

    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如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揭示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性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性格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恶，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索，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杂多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践，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理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团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为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义亦为的恶。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昨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减）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涵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都体现出“和合”理念的精髓。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陈秉公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①不久之前的报纸披露，某些名流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爱”之中包含了“心”，“親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繁体汉字的阅读和书写犹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有机会再次向祖先表示由衷的敬意。

    ②当然，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反驳的声音迅速传来。繁体汉字笔划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一些人举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生们，请默写“簫、齊、鸞、齡、靈、叢、釁”这么几个字，感觉如何？

    ③如果允许插嘴凑趣，我愿意追加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使用篆书书写。篆书不仅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而且，篆书的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不能抱怨这种要求的刁蛮无理，根据相同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④相信我——提出篆书书写的意图并非制造某种夸张的调侃，而是再现文字史的概貌。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实上，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时间大约是汉魏之际。我想指出的是，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总之，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⑤我不想纠缠每一个字的简化方案，也不想谈论隶书之后诸种字体性质各异的简化特征，我真正兴趣的问题是：那些名流为什么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如此明显的演变倾向——为什么未能察觉，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

    ⑥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从四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历史曾经将一笔又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转交给后人。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

    ⑦偶尔能听到一种舆论：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拘谨含蓄，很少显示出蓬勃的创新冲动。这种观点显然不对——一个没有创新冲动的民族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多文化遗产？但是，多数人愿意承认另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对于某些人说来，古人的辉煌业绩时常悄悄地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这时，一个问题愈来愈尖锐：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⑧我想更多地提到“古人的创造精神”。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聪明和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包含了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创新意味着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说来，一个小小的不适已经足够瓦解创新的冲动。

    ⑨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至少可以从文字史的演变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想到的仅仅是恢复繁体汉字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汉字的来龙去脉，没有意识到隐藏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背后不懈的创造精神，那么，这种做法业已迹近于买椟还珠了。

    ⑩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李鸿章的形容：现代社会的降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⑪无论是争辩汉字的繁简还是别的主题，“古人的创造精神”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

（有删改）